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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学创作，即立足于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宗教、政治制度、生活方式等相互影响和吸收的趋势，生活于具体地域范围和文化环境下的作家，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加敏锐的体验和观察，形象而准确地叙述置身于这一重要历史进程的当代人的命运。这一背景，当然也是民族作家的创作不仅不能回避，而且应该加以重视和思考的时代环境。结合藏族作家近几年的作品，我以为“强化”和“介入”或许是值得参考的一种策略。 “强化”是强化民族特色，如地域特色、日常生活的独特风貌、宗教生活、历史传说，乃至于独特的对汉语言的使用方式，等等。各种民族文化应当秉持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和热爱，自觉弘扬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民族文学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传播、建设、发扬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也应自觉肩负起这一责任，这是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学创作的叙事伦理。这一叙事伦理层面上提出的“强化”，也是作家自身的使命和责任。民族作家的创作，对民族作家而言，应该是具有自我认同、自我确证价值的艺术实践。民族作家作为民族的一员，理应通过自己的文本表达对民族的归宿感，表达对自己所归属群体的认知和与其他群体的差异性的认知，表达自我民族身份所带来的情感体验和价值。 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一样，本来就存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平衡，全球化对不同的文化带来的影响和结果，并不是均衡和一致的，不同民族文化在影响力和辐射范围等等多方面都有差异，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文化发展中一直存在。在全球化进程中，个体和民族的文化在与他人或他民族的互动交往中，会使原有的民族特色变化、迷失，甚至消解、同化。因此，维护民族自我特质，身份特征和民族特色，关系到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在多种文化的交流碰撞、影响、融合中，只有更好地彰显了民族文化特色，才可能赢得与其他文化的竞争。文学也是如此。对民族文学创作来说，这是一项义不容辞的义务，只有坚持强化特色和特色魅力，在全球化进程中才能彰显民族的命运、性格、情感，也才能与其他民族文学一同发展。万马才旦的《乌金的牙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强化”的例子。小说写“我”的儿时伙伴乌金，虽然成绩不好，小学未能毕业，但有一天成了活佛，并在20岁的时候圆寂了。为纪念乌金，寺院为乌金建造了佛塔，并收集了跟乌金有关的东西，包括58颗牙齿。显然一个人不可能有58颗牙齿，这其中有许多儿时伙伴扔在乌金家屋顶的乳牙。小说写的当然不是牙齿，而是真诚。小说通过三个细节抵达民族文化的深处，一个是乌金抄“我”的作业，当“我”做作业的时候，乌金无比耐心地等候在旁边，当“我”做完作业出去玩耍的时候，乌金开始一丝不苟地抄作业。他因为抄得认真、工整，经常受到老师表扬。一个是乌金在沙地里发现一条鱼，固执地跑了很远的路程，把鱼放回黄河。我们都劝他，路途太远，即使送到河里，鱼也活不了，但他依然不放弃。一个是多年以后，我问乌金为什么不上学，数学作业不会做可以抄“我”的。但乌金说，每当抄“我”的作业都有一种罪恶感，他不想让罪恶感继续下去，因此干脆不上学了。从这三个细节折射出的乌金的真诚，是一个民族的性格，是亘古流淌在一个民族血管中的信仰。小说的结尾，作家简单而不经意的介绍，即，尽管佛塔里的牙齿，有一部分不是乌金的，但并不妨碍信众的膜拜，让读者再次感受到一种阔大的信仰。尽管“我”一直怀疑人的牙齿数量，一直在思考这么多牙齿的来历，但无数的信众从来没有怀疑，也没有在膜拜的时候犹豫。这些都共同强化了作品的民族文化氛围、民族特色，也传达着一种基于身份认同的价值和意义。与此类似的还有扎西才让的《消失的阿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