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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战文学要正视侵略战争性质 日本的反战文学传统是建立在反战厌战的心理之上的。从与谢野晶子到小林多喜二、壶井荣、野间宏，他们的反战出发点是对危在旦夕的弟弟的担忧、对战场上毙命的战友痛惜以及对在战场上死伤的学生的内疚，“有力地批判了战前军国主义有悖于生命价值的扭曲，但多从战争‘受害者’的角度还未从‘加害者’的角度审视那场战争”(李德纯，2001年)，不可能看到侵略战争中真正受害者的痛苦。铺天盖地的受害手记和记录，以及模糊侵略战争性质、不分战争正义与否一概反对的所谓“反战”小说，其结果是淡化或美化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好像二战中最大的受害国是日本。这也正是上世纪70年代后以“新教科书编撰会”为代表的日本新民族主义抬头的土壤和基础。 上世纪90年代，就如何看待二战中日本人的死亡和亚洲各国人民的牺牲，日本学者中爆发了一场争论。战后日本的“革新势力”主张必须为两千万亚洲牺牲者谢罪，对本国的三百万死者不屑一顾；“保守势力”则相反，对二千万亚洲人的牺牲者不屑一顾，却陷入把三百万本国战死者放在靖国神社祭奠的“虚幻”。明治学院教授加藤典洋把上述革新派和保守派的姿态分别称为“外向性自我”和“内向性自我”，并认为在这里出现了所谓日本人的人格分裂，而日本战后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此。加藤的结论是“靖国(神社) 逻辑源于革新派的死者观”。“革新势力”把日军称为“侵略者”，这成为“靖国(神社) 逻辑”产生的根源。因为“保守势力”反复宣称“上次战争不是侵略战争”、“南京大屠杀是编造的谎言”等，只是为士兵之死找回意义，表达追悼之心。他提议：只有先解决了人格分裂，实现统一的有责任感的日本国民主体，才能真正做到对外谢罪。作为具体步骤，在追悼二千万亚洲的牺牲者之前，先对三百万日本战死者表示哀悼。另外，加藤在谈到天皇的战争责任时称“天皇的责任是对(本国) 臣民的责任”。对此，东京大学教授高桥哲哉撰文批判，论述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带来的灾难。他认为，日本人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就是要正视历史事实，审判自己的过去，促使日本政府履行战争赔偿，向各国受害者谢罪，并将这一惨痛教训传给子孙后代，以免历史重演。 20世纪90年代起，由于亚洲各国的战争受害者纷纷向日本法庭提出战后赔偿，追究战争责任，迫使日本重新面对被弃置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但在日本国内，对受害者的呼声持粗暴拒绝态度、主张“历史修正”的新民族主义势力在增强。“首先要祭奠本国的包括士兵在内的战争死者，然后才能哀悼2000万的亚洲死者”的观点，与日本国内“要找回日本国民的自豪感”、抹去历史教科书中充满“自虐性”的记述、否认“南京大屠杀”和“随军慰安妇”历史事实的言论异曲同工，只是要更复杂、更讲究，既不是排外主义，又不是否定论，而是危险的新民族主义者主张，应该警惕。高桥哲哉一针见血地指出，加藤“首先要祭奠本国死者”的主张，就意味着要先哀悼“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七三一”细菌部队的成员以及把“慰安妇”作为性奴隶的日本兵。这无论从伦理上还是从政治上都是行不通的。保持耻辱的记忆，为它羞愧，不要忘记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要一直作为今天的课题，意识这一点，代替本国死者向被侵略者谢罪与赔偿，这就是日本人的战后责任。 上世纪70年代，《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首先全面采访揭露了日军的侵华罪行，他的一系列报告文学《中国之旅》《在中国的日本军》等，第一次打破了日本战后30多年来对所犯罪行的沉默。森村诚一的长篇报告文学《恶魔的饱食》以鲜为人知的史实为核心，揭露二战中，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等地用活人做生体实验的罪行。从中国抚顺和太原战犯管理所经过教育改造后的日军老兵也从1970年代开始，不断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来反省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从军士兵的证言》《三光》《侵略——在中国的日本战犯的自白》《我们在中国干了些什么？》《不忘侵略屠杀的天皇军队——日本战争手记第2集》等“中归联”会员出版的书，不下几十部。这些侵华老兵的回忆与忏悔，恐怖真实，发人深省，在日本社会也引起了不小的震荡。在日本新民族主义泛滥、新军国主义思潮迅猛高涨的情况下，控诉和揭发日本侵略战争是一个极具思想意义与政治意义的选题，这不仅有丰富的可供开掘的文化内涵，也关系到二战成果和人类和平是否继续得到维护。 几年前，离东京不远的崎玉县建立了中归联和平图书馆，保存约有2.4万份资料，是二战日本士兵一生的反战记忆：45名老战犯亲笔写下罪行供述书，他们看的各种读物和他们证言的录像录音，它们将永远告诉人们那场战争的真相。 我们期待着日本作家能从战争加害者的角度，从整体的文化背景上，探讨和剖析二战的内在原因，对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给予的批判。倘若如此，这必将是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福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