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丝绸之路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作为通商和文化交流的往还之路，按照一般以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作为“凿空”的标志，它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作为一种命名，自19世纪7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次提出“丝绸之路”说以来，也将近一个半世纪了。但把“丝路”和“文学”直接组合在一起，尚属新鲜。何谓“丝路文学”？它是以“丝绸之路”为题材或主题的文学，还是指“丝绸之路”这一广阔绵长的地域范围内出现的文学？或者换一种说法，它是一个有自身特定内涵的概念，还是一个包容广泛的概念？ 准确地进行定义或命名，总是很困难的，我们可以从一些具体文本谈起。最好的例子或许应该是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张骞凿空”通西域的记载出自此传。司马迁大致是以张骞的《出关记》为底本作此传的，按照张骞出使的行程记载了汉武帝时西域三十六国(最远处到中亚、西亚，大宛即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一带)的山川、道路、物产、风俗和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它们与汉王朝和匈奴的关系。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在丝绸之路上迈出第一步的历史记载。尽管《史记》归之于“经史子集”的“史”部，但《史记》的文学性也是学术界普遍公认的，把它和“丝路文学”放在一起，应该无可争议。 如果只说一个例子还显得有些底气不足，既然《大宛列传》是基于记实的，不妨再说一个偏于想象的——《穆天子传》。《穆天子传》是公元279年出自汲郡魏襄王墓的竹书之一，为“小说家言”，有浓重的神话色彩。它以时间为序记事，注重人物言行的描写，叙述了周穆王驾八骏西行三千五百里的所见、所感、所得，其与西王母相会及与沿途国家、民族的友好交往，折射出先秦时期东西或中外交通的状况。这是张骞“凿空”之前我们与西边各民族交往历史的神话表达。 以上这两个例子是一种类型。另一种可以与之进行比较的类型，我想举《丝绸之路诗选注》为例。看书名，《丝绸之路诗选注》很自然地会被认定是“丝路文学”；看其内容，编者以丝绸之路为线，把与丝路沿线主要名胜有关的古今诗篇编为一集。只是诗选集中的很多作品，如王维的《华岳》、李白的《灞陵行送别》、杜甫的《秦州杂诗》之十二等诗作，都是古今诗人们叙写抒发当时当地的人、事、情的，除了华岳、灞陵、秦州这些地名外，这些诗作与东西或中外的商贸、文化的交流往来基本上毫不相关。显然，对界定“丝路文学”而言，除了地域的“范围”之外，是否还应该有其他某些“范围”的划定是必不可少的呢？如果是，有哪些范围？譬如，把它限定为某种题材或主题的文学又是不是合适呢？ 我们每个接触并面对这个概念的人，心目中的“丝路文学”或许是很不相同的。正因此，如何理解“丝路文学”的概念，不能不是我们首先要认真讨论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