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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宇澄：记录生活的特殊性和平凡性 王 杨 在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结果的第一时间，记者拨通了金宇澄的电话。此时的他正前往印刷厂的路上，要去为新书《洗牌年代》签名，他说这是“《繁花》的素材本”。做了20多年的文字编辑之后，金宇澄在60岁时出版了令文坛反响强烈的长篇小说《繁花》，也因此被称为“小说界的‘潜伏者’”。 《繁花》写了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之间错综复杂上海市民图景，人性嬗变和历史沧桑尽在其中。绵密繁复的叙事风格和半文半白的沪语行文，既给《繁花》带来鲜明的辨识度，也引发不小的争议，这种争议从作品甫一出版就存在，甚至一直延续到茅奖评选。在采访中，金宇澄针对《繁花》创作上的特点，谈了自己的创作初衷以及对于文学创作的深层思考。 记 者：您的小说《繁华》在此前已经获得了不少文学奖项。这次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金宇澄：能够获得茅盾文学奖这一中国文学最高级别奖项我很高兴。评委会将这个奖颁发给我是对我的写作努力的承认，是对《繁花》这部作品所运用的语言、传统叙事方式和话本元素的肯定。从写《繁花》起，我就陆续收获很多惊喜，有很多年轻人包括非文学读者，比如门卫、邮递员等等都喜欢这部作品，这些消息慢慢传递到我这里，令我感动。 从《繁花》这本书可以看出我对上海这个城市的情感，之前也有很多作品写上海，但外面对上海还是有误解。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打通，让其他不了解上海的人来看看上海，请他们进来。 记 者：您用沪语创作了《繁花》，整部作品也呈现出很强的地域性；同时《繁花》还承接了清末章回小说《海上花》的叙事传统，您自己也多次提到作品对传统叙事方式和元素的运用。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语言和叙事形式？ 金宇澄：我对语言和叙事方式的选择可以说是有意为之，受到古典主义审美的影响。我们接受了几代人的西方文学教育，很多作家的写作受翻译文字和内容的影响很深，现在更年轻的作者很多都懂外语，可以直接读原作。但写作中，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小说叙事，比如很多作品出现叙事的翻译腔和同质化、缺少个性。艺术是需要个性的，小说需要有鲜明的文本识别度，我希望《繁花》可以显示出一种辨识度和个性，比如借鉴传统话本元素等等。中国文学学习西方已有100多年，但我仍然认为，传统是我们生活乃至文学最基本的发动机，西方理论也说，作者感觉无力时，可以从传统中找到力量。《繁花》除借鉴传统的方式，也传达了传统中国文化对于人生的看法。 语言方面，我之所以选择一种改良的方言口语，是觉得相对于固定的普通话而言，方言更有个性，更活泼，它一直随时代在变化，更生动，也更有生命力。 记 者：您以《繁花》为题，交织写出了过去和现在两种生活，人物走马灯似的登台、谢幕，生活的舞台永远生动鲜活，但读来却令人有人事飘零之感，对此您是怎样考虑的？ 金宇澄：上海的艳丽繁华、鲜花着锦是表面上的，而内里那种小市民气息浓郁的家长里短、男欢女爱才是真切气味。中国文学有一类传统，是“爱以闲谈而消永昼”。对读者来说，感动和消遣是阅读最重要的部分，是文学允许的一种方向。记录生活的特殊性和平凡性，是文学永恒的方向。 你所说的这种感觉大约与我的年龄有关。到了六十几岁，会觉得人的一生真的很短，人生变得简单，似乎用一个公式就可以概括。当然，我的这种想法也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传统的中国人就是这样想，普通人的生活不是小说，可能一辈子没经过什么大风大浪，普通琐碎地就走过来了。像我小说中写到的这种人生，其实感觉上会有一点悲伤，出现一点悲凉的气氛，但这不是负能量，我是想传递一种正能量，美好的时光就这么过去了，不管我们做什么，要珍惜时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