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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艺也在宋代达到精致典雅、玲珑透彻的境界，乃至成为后代不可企及的高峰。宋代瓷艺既体现儒家崇尚的沉静典雅、简洁素淡之美，又表现道家追求的心与物化之趣，还有禅家倾心的玲珑透彻之境，成熟圆融，绝世绝伦。 中国园林艺术自商周开始，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不懈的创新与发展，到宋代别开生面，达到超逸之境。尤其是宋代士人园林的兴起，以其简远、疏朗、雅致、天然的风格和意趣，“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营造出借“壶中天地”贯通天人、穿透形上形下、融合宇宙人生的休闲意境，成为满足宋代士大夫在出入之间、仕隐之际独特精神追求的诗意栖居地。宋代士人园林，在园意观念和园境实践两方面精妙地体现了“中隐”的意趣，一种与禅宗“非圣非凡，即圣即凡”的境界同调的“不执”境界。造境手法别出心裁：在叠山理水上以局部代替整体，折射出文人画中以少总多的写意追求，色彩上以白墙青瓦、栗色门窗表现淡雅心境，植物以莲、梅、竹、兰包含象征意义，由此，园林的意境更为深远。同时，园中赏玩，集置石、叠山、理水、莳花之实境和诗词、书画、琴茶、文玩之雅态为一体，从而赋予更浓郁的诗情画意，“壶中天地”渗透着诗心、词意、乐情、茶韵、书趣、画境，体现了文人容纳万有的胸怀。艺术与生活、审美与休闲，在宋代士人园林中获得了融为一体的境界。 总之，由于宋代士人的审美、艺术与个体日常世俗生活比过去有更为密切的联系，从而使个人的审美情趣和要求获得了更为自由、更切人本的发展，休闲美学的意识与趣味由此产生。宋代士人普遍追寻日常生活的体验与享受，以及在享受日常生活体验的过程中所表达出来的那种雅致与诗意，反映了一种新的休闲审美心态的形成，即“玩物适情”(朱熹《论语章句》语)。虽然朱熹并未对这一命题进行更多的阐述，但我们可以认为，其中“玩”的心态正是弥合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鸿沟的重要因素；也正是在“玩”的过程中，宋人将传统的艺术形式精致化、高雅化、韵味化、意趣化了，同时也催生了一些能够适应时代审美心理需求的新的文艺形式。这一方面使宋代美学的风貌与汉唐相比，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也对后世中国的美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艺术和生活的内在融合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宋代士大夫的休闲生活，使宋代士大夫的休闲生活事实上处于为艺术所包围、所环绕的状态中，而且也直接提升了宋代士大夫休闲的文化品位，使宋代士大夫的休闲活动体现出精致优美、蕴蓄深厚而又俗中带雅、别有韵味的基本特点。可以说，丰富的艺术情调与艺术气息乃是宋代士大夫的休闲生活之所以迷人，并充满独特文化魅力的重要原因。宋代文人深切而雅致的休闲旨趣，正是推进后代艺术和美学更加人本化、生活化、情趣化、世俗化的重要人文基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