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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汉语文学叙事中的“史传传统”与西方文学的写实传统在起源语境与理论旨趣上存在很大差异。受史学“实录”原则影响，汉语文学谈论的真实，指的是所记之人与所叙之事在历史上是否曾经存在。西方文学追求的真实性，则是历史现象背后的本质与必然性。如何透过事物的表象去发现隐藏在背后的本质，并通过文学形象加以再现，是西方写实传统关注的重点；中国的“史传传统”则把保障文学真实的重点放在了对作家的伦理道德与人格要求上。中西方文学叙事都是真实与虚构相结合的状态，不同的是，在汉语叙事要求真实的人物身份、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等方面，西方文学往往是虚构的，而在汉语文学尽情释放自己想象与虚构才能的人物对话、具体情境与细节描写等环节上，西方文学理论则提出了“真实性”要求。分析西方文学写实传统与中国“史传文学传统”之间的差异，对于校正一些学者概念使用上的随意，以及对中国“史传文学传统”内涵的误读，有积极意义。 【关 键 词】文学叙事/实录精神/本质真实/认识论视角/伦理学视角 【作者简介】泓峻(1966－ )，男，河南郑州人，文学博士，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文化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比较文学研究。 一 汉语文学史的源头，没有古希腊《荷马史诗》那样，叙事技术堪称成熟的长篇巨制。黑格尔曾由此断言，中国人没有自己的民族史诗。①20世纪初期，一些试图通过古代民族神话与史诗的发掘与整理重建民族历史，从而实现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中国学者，虽然通过自己的研究否定了黑格尔这个轻率的观点，但仍然不得不承认，叙事文学在汉语文学的早期，远没有西方发达。王国维甚至认为，直到20世纪初，中国的叙事文学(他在这里指的是叙事诗、史诗、戏曲等体裁)与西方相比仍然“尚在幼稚之时代”。②上述理论家在进行中西方叙事文本的对比时，其着眼点都在以想象与虚构为特征的文学叙事。实际上，充满神话色彩与文学想象力的长篇叙事史诗的缺失，并不能说明汉民族的先民们没有叙事的冲动与叙事的天赋。他们的叙事冲动与叙事天赋，集中表现在以散文形式出现的历史叙事中。在此方面，仅东汉以前(这一时间相当于西方的公元纪年之前)，就产生了《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一大批著作。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史学家不仅创造了编年体、纪传体、国别体等历史叙事的体例，在记人、记言、记事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叙事经验，而且形成了一套独具民族特色的叙事伦理与价值观念。 中国后来的叙事文学，就是从历史叙事中衍生出来的。无论是魏晋的志怪小说、唐代的传奇小说，还是以后的话本小说、章回体小说，以及在元、明、清时代十分繁荣的戏剧文学，都受到历史叙事的深刻影响。而中国古代的文学家，也往往以史家自居，并对历史叙事中崇尚的伦理原则与价值理念有着广泛的认同。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现代学者，把历史叙事与史官文化留在汉语文学中的印记，称为汉语文学中的“史传传统”。 历史叙事与史官文化对汉语叙事文学的影响，既体现在题材选择、叙事技巧的使用、文体的模仿等技术性层面，也体现在作者的创作态度、价值诉求等精神层面。所谓的“史传传统”，其实就是把汉语的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联结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并赋予其鲜明的民族个性，而其精神核心，则是尊重历史的“实录”精神。 汉语文学叙事中的“史传传统”，是一条与西方深受本质主义哲学观念影响，追求真实地模仿与再现现实的文学写实传统在起源语境与理论旨趣上都存在很大差异的叙事文学传统。然而，不少学者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却往往不加分析地把中国文学“史传传统”所倡导的“实录”精神与西方文学写实传统所追求的“真实性”相比附，甚至将“史传文学传统”与产生于西方特定时期的“现实主义”这一概念进行置换，结果不仅遮蔽了产生于两种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文学传统的差异，而且也很容易造成对两种不同文学传统精神内涵的双向误读。 比如，有学者在谈到中国文学精神的生成时说： 《诗经》里的作品既有如《国风》里的关注社会的现实精神，也不乏有率意直言的浪漫情怀；《离骚》既体现了屈原的爱国主义的现实忧患，也表达了其冰清玉洁的刚烈火焰；诸子百家中既有反映直接参与改造社会生活的现实行为，也充盈着诸子时代纵横捭阖的生命豪气；《史记》中既有大义微言，信笔实录的春秋笔法，也有大风飞扬、义薄云天的人杰鬼雄。可以说，《诗经》和《离骚》分别开辟的写实原则和幻奇手法，诸子百家和《史记》分别开创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均深深地影响和规定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基本总体基调。③ 类似上文这种在论述中国文学史时，不加分析地使诸如“现实主义”、“现实精神”、“春秋笔法”、“信笔实录”、“写实原则”等概念互文见义，相互转换的情况，在当代学者的文章中，是十分普遍的现象。甚至一些十分著名的学者，在涉及相关问题与使用相关概念时，也大多把重点放在中国的“史传传统”与西方的“现实主义文学”之间相通的内容上，而忽略了其间可能存在的重大差别。如郭豫适先生在为方正耀的《中国古典小说理论史》作序时指出：“应当说在中国史学传统中，像司马迁《史记》所体现出来的‘是非颇谬于圣人’的进步思想，以及‘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对于包括小说在内的整个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发展，无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④陈平原先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中则说：“现实主义理论之所以得以在中国长期独占鳌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无疑是中国读者受‘史传’传统影响而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对真实性的执著追求”。⑤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甚至还出现了将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与发展看成一条贯穿中国文学史的主线，以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为线索书写中国文学史的努力，并在日后成为被许多学者所接受与认可的重要文学史研究思路。 因此，认真分析一下西方文学写实传统与中国“史传文学传统”之间的差异，对于校正一些学者概念使用上的随意，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中国“史传文学传统”内涵的误读，是有积极意义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