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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际上，由于起源语境的不同，中国文学的“史传传统”与西方文学的写实传统在对诸如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世界与真实发生的历史过程之间的关系、何谓文学的“真实性”等问题的理解上，是存在很大差异的：受史学“实录”原则的影响，近代以前当汉语文学谈论叙事的“真”与“伪”时，指的是所记之人与所叙之事在历史上是否曾经存在。而西方文学追求的真实性，指的则是通过文学的虚构去揭示偶然的历史现象背后的本质与必然规律。这是一种哲学层面的真实，与西方人秉持的本质主义哲学观念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尽管中西方文学都有把真实性当成衡量文学价值的重要标准的传统，二者所谈论的真实性的内涵却相去甚远。⑥ 在西方，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就形成了一种本质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纷繁变化的现象世界背后，隐藏着一个具有稳定性、普遍性的本质，这一本质只有凭借人的理性才能发现。巴门尼德认为，感觉只能把人们的认识引向错误的方向，理性才是获得真理的可靠的途径；德谟克里特认为，人有两种认识，一种是感觉的暗昧的认识，另一种是精确的真实的认识。只有“当暗昧的认识在无限小的领域中再也看不到，再也听不到，再也尝不到，再也摸不到，而研究又必须精确的时候，真实的认识就参加进来了”。⑦柏拉图认为，在相对的、不稳定的、暂时的现象界背后存在着作为现象世界变化目标的更为真实的世界，它是绝对的、稳定的、永恒的。这个世界就是理念世界。因此，当亚里士多德试图为文学存在的合法性进行论证时，很自然地把文学中所叙述的那个世界与偶在的现象世界与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做了严格的区分：“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⑧显然，在西方人的本质主义哲学观念里，中国的“史传传统”所试图呈现的那个真实发生的历史过程，恰恰属于现象世界，是偶然的，不真实的。在此之上，还有一个包含本质与必然性的更真实的世界。而强调文学合法性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文学正可以承担起呈现历史之必然性的使命。 在亚里士多德之后，文学与历史的差异成为西方人思考文学问题的起点。构成西方文学写实传统的“模仿说”、“再现说”、“典型性格”等等理论，都建立在这一分别的基础之上，“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也是在这种语境中滋生成长的，知识的可靠性、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个别性与普遍性的关系等等，是这一理论思考的重点。欧洲一些重要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家所谈论的文学真实性，都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而是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即历史的必然性。巴尔扎克讲，“历史的规律，同小说的规律不一样”，“历史所记载的是，或应该是，过去发生的事实；而‘小说却应该描写一个更美满的世界’”。⑨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代表人物高尔基认为，现实主义文学所说的真实性，就是“从纷乱的生活事件、人们的相互关系和性格中，攫取那些最具有一般意义、最常复演的东西，组织那些在事件和性格中最常遇到的特点和事实，并且以之创造成生活画景和人物典型”。⑩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提出的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相统一的命题，也意在阐明这一道理。 有学者曾说，“历史与小说之间的紧张，一直是困扰西方思想界的一大难题，但在汉语思想中似乎并不存在，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在汉语中的区别也并不明显，有时甚至彼此混同。”(11)这种观点用以描述整个中国叙事的发展过程，可能显得有些偏激，但对于唐代以前的汉语叙事而言，则是基本符合事实的。汉语文献中最初被称为“小说”的文本，其实就是古代文人将道听途说的传闻记录下来而形成的。因此，在相当长时间里，对中国的叙事者而言，小说叙事与历史叙事在“实录”这一点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尽管小说的记载里面不乏荒诞怪异的成分，但大多并非出于“记录”者自己的文学想象，而是记录者对自己所听到的事件的忠实记录，对记录者本人而言大多是认为确有其事的。正因为如此，早期的许多汉语文献，究竟应该属于小说，还是属于历史，是一个让许多目录学家颇为头疼的事情。有些叙事作品因此不断地在子部的小说家类和史部之间徘徊，有时被算作杂史，有时又被列为小说。 即使到了宋明以后，白话文学兴起，文学叙事逐渐与历史叙事疏离形成自己的传统之后，中国的叙事理论也始终没有形成西方本质论哲学所讲的真实的历史过程与历史的必然性相区别的观念。“以小说为史”的传统也始终十分顽强地存在着，小说家总是喜欢声称自己作品有历史根据，而读者则总是希望从小说中读出一些真实的历史信息。中国白话小说的源头，就与说书人的“讲史”有关，后来不但一直保留着“讲史”的外在形式，而且许多作品在内容上也与历史著作有厘不清的关系。不管是《三国演义》的“七分历史”，还是《水浒传》的“三分历史”，对于长期处在文化边缘位置的小说来讲，为提高自己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植入一些可资考证的真实的历史信息，以此为基础进行“演义”，是普遍采用的“叙事策略”；中国许多文化程度不高的读者，往往是通过听讲或阅读历史演义小说获得历史知识。在许多文人看来，小说之所以有阅读的价值，则在于它可以“补正史之阙”。明清以后，随着叙事文学的发展，许多人已经注意到小说、戏剧作品与历史著作的差异，并尽力为小说、戏剧为代表的叙事文学的虚构特征进行辩护。但是，一旦涉及叙事文学的真实性问题，中国的文论家与作家们所讲的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史学意义上的真实。超越历史偶然性的必然性意义上的真实这一观念，是西方文学理论在近代进入中国之后，才在中国文学家心目中形成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