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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理趣”一词最早多见于佛教典籍，原意是指佛法修证过程中所体悟到的义理旨趣。所以有人说，宋代“理趣”的文化根源主要不是理学，而是佛门的禅机。[2]此说固有道理，禅机的悟趣及禅理的语录点拨式表达，确实对宋代士人的审美体悟和理论表达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禅理之“理”与宋人崇尚的理趣之“理”尚有很大差别。前者拒绝理性，后者则渗透着理性。而理学作为三教合一的更深层次的理论形态，一方面吸取和蕴涵了佛门的思辨，另一方面则凸显了与佛门禅机迥别的理性精神，后者显然对宋人的形上追求和理性精神影响更为深刻和直接。相应地，“理趣”被移用到诗学批评乃至整个美学批评领域，用来指作品中呈现的一种融审美本体情感与宇宙人生哲理为一体的透悟性意趣，着实是与理学的影响直接相关的。从反向来说，“理趣”之“理”，离不开哲理，乃与“才学”、“议论”相关，这正是理学的特长。而“以禅喻诗”的代表人物严羽则旗帜鲜明地反对“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主张“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强调诗歌表现“不着理路，不落言筌”，这可说明“禅趣”与“理趣”之趣并不对应，更不重合。从正向来说，宋代“理趣”的理论表述，集中体现在词论、画论尤其是诗话之中，虽然这些语录体的流行也受佛门“公案”语体影响，但理学家运用语录体更为广泛，尤以《朱子语类》为其集大成者，其在理思上的影响更为深刻，在形式上的作用力也更大。作为诗话的集大成和最高成就者，严羽及其《沧浪诗话》因突出地主张“以禅喻诗”、“别材别趣”著名，其旨趣固然与禅趣最为相通，但其深层的理论追求和具体的现象品评却受朱熹及其《语类》的影响(如对陶渊明的见解，对“气象”的崇尚等等)。悦禅如严羽尚且如此，更可想象其他诗作、诗论、诗话被理学旨趣浸染的影响。 宋代史学突出体现了经世致用的现实精神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它对宋代美学的影响是：宋代美学比之唐代更关注现实的民生和民族问题，使其带上一种深沉苍凉的基调。宋代的民族危机、社会巨变，都促使士人更加关注现实生存。政治家固然力图使审美与艺术能现实地为世所用，道学家、文学家也异曲同工地关注审美与艺术的社会人生功能，因此，理学家、古文家和政治家均有“文以致用”的美学思想。然而他们的致用取向实有很大的差异：道学家所重在道，古文家所重在文，而政治家文道并重，所重在政，并以用为目标。道学家以文明心见性，致伦理道德之用；古文家着眼于文章本身，以关心现实生活来充实文章的内容，目的是提高文章的思想性，使其能存而不朽；而政治家旨在以文章发挥经世治政之用，切实地影响现时的政治。作为宋代有代表性的美学观，“致用”或“事功”的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政治思想家身上。在北宋有范仲淹、司马光，尤其是王安石的“致用”美学观，南宋则有叶适、陈亮的“事功”美学观。 受此影响，政治情结、爱国情怀、民生关切、道德境界、人生意趣成为宋代文学突出的主题，忧患意识、悲凉情绪成为宋代文学抹之不去的基调。在理论思潮中，宋代屡次出现的“复古”与“革新”之风，均与史学精神相关。士人“或则正一时之所失，或则陈仁政之大经，或则斥功利之末术，或则扬贤人之声烈，或则写下民之愤叹，或则陈天人之去就，或则述国家之安危危，必皆临事摭实，有感而作，为论为议，为书疏、歌诗、赞颂、箴铭、解说之类，虽其目甚多，同归于道，皆谓之文也”(孙复《答张洞书》)，“苟非美颂时政，则必激扬教义”(田锡《贻陈季和书》)，鉴古论今、以史喻今成为常见的时评。时政之论，忧世之作，构成宋代美学领域释放史学精神和情怀的沉郁顿挫的交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