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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以内心的顿悟和超越为宗旨，认为禅悟产生在“行住坐卧处、着衣吃饭处、屙屎撒溺处”(释了元《与苏轼书》)，深受此风之染的宋代士人领悟到雅俗之辨不在于外在形貌而在于内在心境，因而采取和光同尘、与俗俯仰的生活态度。禅学的世俗化带来的是文人审美态度的世俗化。宋人认为艺术中的雅俗之辨不在于审美客体孰雅孰俗，而在于主体是否具有高雅的品质与情趣。“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苏轼《超然台记》)，“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黄庭坚《题意可诗后》)。审美情趣世俗化的转变使文学观念开始由严于雅俗之辨向以俗为雅转变。这种转变在宋诗中的表现最为明显，具体表现在题材和语言的世俗化上。题材的“以俗为雅”与生活态度和审美态度的世俗化密切相关，宋人拓展了诗歌表现的范围，挖掘出生活中随处隐含的诗意，使诗歌题材日趋生活化；语言受禅籍俗语风格的直接启示，采用禅宗语录中常见的俗语词汇，以俚词俗语入诗，仿拟禅宗偈颂的语言风格，从而开拓了宋诗的语言材料，使诗歌产生谐谑的趣味和陌生化的效果。[4]只要把苏、黄的送别赠答诗与李、杜的同类作品相对照，或者把范成大、杨万里写农村生活和景物的诗与王、孟的田园诗相对照，就可清楚地看出宋诗之于唐诗的新变。 概括宋代的审美风尚，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述：经由庄、禅哲学与理学的过滤与沉淀，宋人的审美情感已经提炼到极为纯净的程度，它所追求的不再是外在物象的气势磅礴、苍莽混灏，不再是炽热情感的发扬蹈厉、慷慨呼号，不再是艺术境界的波涛起伏、汹涌澎湃，而是对某种心灵情境精深透妙的观照，对某种情感意绪体贴入微的辨察，对某种人生况味谨慎细腻的品味。这种审美情感是宋人旷达、超然、深沉、内潜的人生态度的折光。[4] 在艺术表现上，宋代艺术不再有磅礴的气势和炽热的激情，也不再有肥满的造型和绚丽的色彩，而是转向精灵透彻的心境意趣的表现。唐韵的壮美逐渐淡化，代之以宋调的含蓄、和谐、宁静甚至平淡。然而这种平淡不是贫乏枯淡，而是绚烂归之于平淡，是平静而隽永、淡泊而悠远。于是，在艺术和生活美学层面，宋代凸显了“悟”(“妙悟”、“透彻之悟”)、“趣”(“兴趣”、“理趣”、“别材别趣”)、“韵”(出入之间、有无之间、远近之间)、“味”(平淡、天然、自然)、“逸”(出尘、逍遥)、“闲”(心闲、身闲、物闲)、“适”(适意、心适物闲)等范畴。在审美品位的崇尚上，唐代朱景玄提出神、妙、能、逸四画品，逸品居后；但到宋代，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里则把逸品置于首位。所谓“逸”，就是超越、超逸，超越有形、有限而达于无形、无限，平淡天然中从容于法。 宋代的诗文，情感强度不如唐代，但思想的深度则有所超越；不追求高华绚丽，而以平淡美为艺术极境。宋代诗文的审美追求从推崇李、杜转向崇尚陶渊明，李、杜是入世的，而陶渊明则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很平淡，它成了宋代文人审美的理想风范。苏轼是宋代文人艺术家美学的代表，欧阳修是其先驱，黄庭坚是其后殿，呼应者甚众。苏轼和欧阳修一样，主张文章要“得之自然”、“随物赋形”，但他更强调要如“行云流水”一般，“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他鼓吹庄子“游于物之外”和禅宗“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的与宇宙合一的精神，推崇“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发展了晚唐以来强调个体性情、趣味表现的艺术精神，并赋予它更加自由无羁的色彩。另一方面，苏轼虽然也和欧阳修一样提倡平淡天然的美，高度赞赏“寄至味于淡泊”，“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但在苏轼所谓的“淡泊”之美中，渗入了对整个宇宙人生的意义、价值的一种无法解脱的怀疑和感伤，即使在他的那些号称豪放的作品中也经常流露出来，表现了苏轼美学思想的豪放与感伤相矛盾而又统一的特征。 在绘画领域，唐代传达的是热烈奔放的气质和精神，如李思训、李道昭父子金碧山水画的雍容华贵、绚丽辉煌，吴道子佛像绘画的“吴带当风”，韩干画马的雄健肥硕。宋代文人画传达的则是淡远幽深的气质和精神，其美学风格进一步由纤秾转向平淡，笔法平远、以淡为尚是其主要特征。如文同《墨竹图轴》以水墨之浓淡干枯表现竹之神态，苏轼《枯木怪石图卷》以一石、一株、数叶、数茎勾寥落之状，李成《寒林平野图》以平远构图法表现林野之清旷幽怨。山水画逐渐呈现由重着色转向重水墨淡彩的风格，在简古、平淡的形式外表中，蕴含着超逸、隽永的深意。山水画论则重视平远、自然、气韵、逸格，追求天真平淡，主张表现无穷深意。宋代人物画在题材上将表现范围拓展到平民市井乡村民俗及各种社会生活。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即为代表之作。自北宋中期苏轼、文同等极力提倡抒情写意、追求神韵的文人画，至元代则将写意文人画推向高峰，并促进了书画的进一步渗透融合。 在书法领域，唐代书法轻盈华美、笔墨酣畅，如张旭、怀素的狂草狂放不羁，颜真卿正楷笔画端庄肥厚，充满浩然之气。宋代的瘦金体书法则枯筋瘦骨、老气横秋。宋人突破唐人重法的束缚，而以意代法，努力追求表现自我的意志情趣，形成“尚意”书风。苏轼的“我书意造本无法”，黄庭坚的“书画当观韵”，强调“韵胜”，皆是此意。后世评论“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清梁山献《承晋斋积文录·学书记》)。宋代“尚意”书法除了具有“天然”“工夫”外，还需具有“学识”即“书卷气”，同时有意将书法同其他文学艺术形式结合起来，主张“书画同源”，“书中有画、画中有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