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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明代民歌，除了冯梦龙的《山歌》、醉月子的《吴歌》等编著以及散见于戏曲、小说里的吴地山歌与民间小调外，绝大部分其实是俗曲，即通俗歌曲或流行歌曲。 俗曲诞生于明代中后期江、浙、徽、赣城镇丝织业、手工业等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发达于江南城镇为首的纺织、冶铸、制盐、造船、采矿诸业的持续兴旺。当时，富裕浮华的社会风气愈趋愈烈且以城镇为最，思想活跃的人们追求物质享乐与精神自由的欲望水涨船高，其生存方式与文化素质的质变使得他们的娱乐需求与方式也跟着变化，加上以“台阁体”、“茶陵诗派”为代表的文学发展走入死胡同，文人对这些俗曲众口一词地推崇赞扬、推波助澜，市井俚曲便最终走向了全盛。以故，这些俗曲是当时城镇社会、商业社会、手工业社会的产物，而非栽扎在当时的乡村社会或以农业社会为主的林、牧、渔等诸业社会的土壤里，更非越是偏远、封闭、贫穷的地方歌越多。 这些俗曲绝大部分与当时的诗词、散曲、戏曲、曲艺、谚语、歌谣、文人加工或拟作的俗曲以及辑录者对俗曲的点评、说明等收录在一起，不在纯粹的民歌手抄本、刻印本里，数量毕竟有限。真正的明清民歌数量远远多于俗曲，大部分已经灰飞烟灭，只有极少数依靠纸质文本流传下来或保留在现今各地业已发生变化之民歌里。 俗曲用词有风雅倾向 俗曲题材范围相对狭窄，多写闺妇怀人、文人抒怀、市民生活等内容，情景交融的细致描写与委婉曲折的内心独白占了相当篇幅。人物情感细腻、缠绵、复杂、多变，措辞造句偏俗的用市井口语，明白晓畅、妇孺易懂，近于民间小调，向雅的用文学语言，精警练达、俊逸含蓄、婉约清丽，类于文人诗词，满纸脂粉气息、笔墨气息、市井气息、表演气息、审美气息、商业气息，谋篇布局、起承转合讲究匠心独运，蓄意营造艺术氛围与表达效果，有着人为雕琢、刻意求工或附庸风雅的痕迹，表达了歌者衣食无忧之后的闲情逸致或情感追求。 新旧俗曲风行一时，递变较快，生命力短暂。而多数民歌题材范围相对广阔，劳动歌、仪式歌、时政歌、生活歌、情歌、儿歌仅是其大类，“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力”，景物描写与心理刻画只是借用或勾勒一下，人物情感淳厚、粗朴、真挚、单纯、直率，文辞全用当地方言，俚俗、朴实、稚拙、生动、逼真、清新、明快，外地人很难听懂，具有扑鼻而来的地域气息、乡村气息、实用气息、娱乐气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率性最为常见，赋、比、兴等修辞手法随需而用，在流播过程中得到无数草民反复地修改锤炼，形成一种天然浑成之大俗大美，完全融合在歌者的言行举止里，表达了歌者因衣食住行、后代繁衍等简单生活需求无法满足而引起的七情六欲，被誉为天籁之音。新旧民歌演变迟缓，生命力长久。 俗曲除了被称为歌谣、民歌、民歌小调、民歌时调外，更多地被称为小曲、小调、小唱、小令、时调、时曲、时调小曲、时兴小曲、杂曲、杂调、俚曲、牌子曲等，音乐形式完整成熟，曲式结构严谨规范，旋律节奏变化丰富，润腔手法细腻考究，表现为精致、复杂且稳定化了的由单一、同一或不同之曲牌构成的单曲体、重头体与联曲体。已经著录且流传后世的明清俗曲至少有240多个曲牌，这些曲牌分别按照地名体式、题材衬词、演出形式、联缀位置、附加语等命名。每个曲牌限制了内中歌辞几阙一首、几句一阙、几词一句、几字一顿、几处一叠以及何处押韵转韵、押何种韵。曲辞搭配也是固定化的，歌唱的灵活性、变化性以及随意性较小。 真正的民歌当时叫做山歌或号子，多为篇幅短小的一个乐段，音乐形式简单原始，曲式结构洗练明了，旋律节奏单纯统一，润腔与多声部合唱非常少见，咬词吐字与方言语音十分贴近。大的分类常以使用民族、场合命名，具体某歌又以开首几个字命名，曲调自然，大致规定了每段几句、每句几字几顿乃至押些什么字韵顺口一些，规定了何处重叠复沓等，但段数、句数、字数可以随意增减，曲词搭配的自由度很大。歌唱时随唱随歇，随意发挥，节奏自由，灵活性与变化性较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