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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昕:我要把中国诗词带给世界(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汇报 江胜信 参加讨论

    春假10天,母女三人每天都去图书馆看书;走廊那头,叶先生正在那间没有窗户的小办公室里和古人“交往”。中午12时,她们扶着先生去地下室吃饭。先生的午餐是自带的三明治,没有肉,没有果酱,小罐子里装着烫过的蔬菜,还有一个橘子。日复一日的简单饮食,先生却不以为意:“吃是为了活着,活着不是为了吃。”
    这之前,元昕只知诗词能对一个人的内心产生作用,但不知被诗词熏陶一生后,能达到一种什么状态。叶先生让她看到了。“先生吃简单的饭菜,住矮小的房子,但她的力量居然那么大,可以影响地球另一边的人。”
    有一天中午,叶先生给元昕讲解谁是第一流的诗人。陶渊明任真、固穷,没有和别人攀比的心,写诗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志,他这种向内追求正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最高的那一层——自我实现。说到这里,先生用钢笔在餐巾纸上写下了“自我实现”的英文单词“self-actualization”。
    当年暑假,母女三人再去温哥华,听叶先生给诗词爱好者们授课。这是元昕第一次知道苏东坡的《杨花词》和“乌台诗案”,第一次知道词具有“要眇宜修”的特质,第一次知道风格看上去类似的词人其实大有不同,比如冯延巳词有“执着的热情”,晏殊词有“圆融的观照”,欧阳修词则有“遣玩的意兴”。
    一次去天津,两次到温哥华,考虑到这样太辛苦,叶先生建议元昕报考南开大学。2011年秋,元昕入学南开。3年读完本科,2014年考上硕士。
    从张元昕9岁起那句“我一定要跟这位老师学诗”,到此后不辞艰辛、义无反顾的追随,使旁人总忍不住感慨代价之大和意志之坚。为照顾年幼的女儿一起常住天津的邓路却从未有过迟疑:“叶先生的学问和人品是融为一体的。她们那么小,一定要入芝兰之室。”张元昕说:“叶先生是诗词的化身,她让我懂得,经典不光是用来背的,更是用来做的。”
    穿过古今的诗
    南开大学西南村,张元昕一家租住的小两居,距离叶嘉莹先生居所仅数百米。
    朝南的房间里,拼接着一张宽约3米的偌大的床,那是母女三人的床。
    妈妈邓路,上个世纪80年代去美国读书,此后在华尔街工作、结婚、生女,把父母接去美国。那时她怎会想到,未来竟会带着一双女儿再回到故乡。
    纽约,邓路曾经的他乡,如今成了女儿张元昕的故乡。西方文化对元昕来说不存在隔膜,但她知道自己的不同。她在学校说英文,在家里说中文。做完学校的作业后,外婆就教她古诗词。
    诗词,既是心灵滋养之源泉,又是情感倾泻之溪流。她常从屋外奔回来:“我要写诗!不写不行了,要流出来了!”庭院里的樱花、上学路上的清风、郊游途中的野蜂一一走入她的诗词。2005年3月9日晨,元昕一起床就兴奋不已:“我梦到白居易老爷爷了!”那年她7岁,她怎会想到,6年之后的2011年,她竟然来到白居易的故乡,久久驻留。
    白居易的故乡,也是元昕的故乡么?中国这片土地上,孕育出了她背过和没有背过的所有古诗词。那么多的诗人、词人,曾在这儿高兴过、悲伤过,灵魂在土里安放,诗词在世间流传。“很明显,我能感受到一种强大的‘场’。这里是我心灵的故乡。”
    元昕的外公外婆,是爱好古典诗词的学者。“文革”期间被打成“臭老九”,下放到农村劳动,“文革”结束后,又全身心投入诗词的编撰工作。“诗词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对父母的这份执着,经历文化断层的邓路无法理解,“但我那会儿好讨厌中国传统文化,看书、听音乐都选西方经典。”
    邓路刚去美国时,边读书边打工。她被一个美国人请去,照顾他那在老人院摔了一跤的母亲。在美国,很多子女把父母送进老人院后,就不闻不问了。平安夜,老人们眼巴巴守在电话旁边,却等不来家人的一句问候。哪位老人若是被孩子接出去吃了一顿饭,哇——就会成为整幢楼的大新闻。邓路照顾的老太太叫玛瑞亚,是老人院里唯一一个由子女请专人来照顾的。每周三,老人们聚在一起玩一种叫Bingo的填字游戏。玛瑞亚不会玩,但每回都让邓路搀着去,只是为了坐在那里,接受大家对她的羡慕和对她儿子的赞美,百听不厌。
    “我愿意以后这样吗?我愿意我的孩子也这么度过晚年吗?一个不懂感恩的人,他自己的人生难道会幸福吗?”在老人院的所见所闻触痛了邓路。“身为中国人,出去转一圈,我才知道我们的祖先多么有智慧,多么爱护我们的后代。而美国是没有孝道传统的,在科技上,它很进步,但在人文上,中美之间真的有许多可以相互学习的地方。”
    把最好的教给孩子吧!邓路选择把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诗词作为两个孩子的胎教和蒙学。当不少ABC(America Born Chinese,在美出生华裔)普遍讨厌学中文时,古典诗词是元昕、元明小姐妹每天课余时间的必修课。
    姐妹俩上小学时,小布什政府推行了名叫“NoChild Left Behind(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教育方案。每个孩子都背个大袋子,里面装着他这个年级“必读”的书。“必读”书的筛选却很不靠谱,据邓路讲,她亲眼见到有个家长指着一本书问老师:“这怎么回事?”那个老师“啊”地叫了一声,立即把书丢进垃圾桶——那是一本关于性的少儿不宜的书。
    据当时一份调查,美国超过四成的小学生“不具备基本阅读能力”,很多孩子都不喜欢“大袋子”。但这对于元昕是小菜一碟,她三年级就背上了六年级的“袋子”。
    把西方的图书和中国的古诗作比较,元昕认为,“一本书能讲明白的,用一首诗就讲明白了,诗是浓缩的精华。看书当然很有意思,能积累知识,开阔视野,但背诗能让我回到古代,和古人心心相通,触动我灵魂深处的东西。”小学时,她写了篇随笔《三穷三富》,“三穷”即没有名牌、没有手机、没有游戏机,“三富”即认真、勤奋、背了很多诗。诗,已然成为她取之不竭的人生财富。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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