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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曲的形式及南北曲之异同 《宋元戏曲考》说：“元剧以一宫调之曲一套为一折，普通杂剧大抵四折，或加楔子……元剧楔子，或在前或在各折之间，大抵用[仙吕·赏花时]或[端正好]二曲……元剧每折唱者止限一人……元剧大都限于四折，且每折限一宫调，又限一人唱，其律至严，不容逾越……至除此限制，而一剧无一定之数，一折无一定之宫调，且不独以数色合唱一折，并有以数色合唱一曲，而各色皆有白有唱者，此则南戏之一大进步，而不得不大书特书以表之者也。”(60) 王国维这段文字，参考了久保天随、笹川临风及幸田露伴的相关论述。久保《支那文学史》说：“杂剧即普通北曲，其题材更为固定，一本必由四折成之……此外，楔子或有或无，大抵在通篇之首，时或在各折之间……一折依一宫调，一韵到底，且第一折破题似以[仙吕]、[点绛唇]之词起始者为最多……北曲的特质为唱者只有一人。例如《汉宫秋》剧各折中唱曲者只有元帝一人，即是也……至南曲，则不唯折之数不问，且各折中唱者非一人，有互唱，有合唱，于是折中时变宫调，从而换韵。”(61)笹川《支那之戏曲》也说：“元代南曲不问生旦净丑，尽唱其曲，北曲与此相异，仅限上场主人公一人唱。”(62)又幸田《元时代之杂剧》说：“元人杂剧皆以四折而成……四折而外，有楔子者有之，无楔子者亦有之。楔子有在通篇之首者，有在折与折之间者……曲必各有其句法、韵法，而一折一韵者为常例。第一折必以[仙吕]、[点绛唇]之调起之。”(63) 关于南北曲之异同，《宋元戏曲考》说：“元代南北二戏佳处略同，唯北剧悲壮沉雄，南戏轻柔曲折，此外殆无区别。此由地方之风气及曲之体制使然，而元曲之能事则固未有间也。”(64)此论，也受到笹川临风、久保天随的启发。笹川《汤临川》说：“盖北曲带北方劲拔之气，染胡语……北曲有粗豪之风，其音易入于刚劲之口；南曲有娇媚之姿，其音有施于窈窕人之便。北宜促，南宜缓。北宜合唱，南宜独奏，北易粗，南易弱。”(65)又久保《支那文学史》也说：“南北二曲，居然本于风土之异……要之，南北二曲之体裁无丝毫之异，其别全在音律宫商。”(66) (四)对中国戏曲史的考证 《宋元戏曲考》说：“《谷梁传》：‘颊谷之会，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附考：“古之优人，其始皆以侏儒为之……颊谷之会，孔子所诛者……均谓之侏儒。”(67)而久保天随《支那文学史》说：“论者虽引‘齐景公、鲁定公会于夹谷，齐之优倡为侏儒戏以进，孔子趋而进曰：以匹夫而荧惑诸侯者罪当斩。有司加法，手足异处’以证之，然优之见于史，其例在此之前。或谓优伶戏文为优孟抵掌之滥觞，又可谓迂矣。”(68)可见，《谷梁传》的这段有关“优”的史料，是久保天随最早关注到的，未必如王国维所说的那样，“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69)。 又如《宋元戏曲考》说：“臧氏《元曲选》序云：‘或谓元取士有填词科(中略)，主司所定题目外，止曲名及韵耳，其宾白则演剧时伶人自为之，故多鄙俚蹈袭之语’。填词取士说之妄，今不必辩。”(70)王国维对于臧懋循“填词取士”说的质疑，也是沿袭了幸田露伴、久保天随的观点。幸田《元时代之杂剧》说：“明臧晋叔曰：‘或谓元取士有填词科，如今之括帖。虽然，风檐寸晷下取给之。故一时名士，虽马致远、乔孟符辈，至第四折，往往如强弩之末也’……此等之诸说，固未为当。藤花亭主人对此存疑，考之《元史·选举志》，固无明文，或又以传闻之误说之。”(71)又久保《支那文学史》也有“臧晋叔曰：‘或谓元取士有填词科，如今之括帖。虽然，风檐寸晷下取给之。故一时名士，虽马致远、乔孟符辈，至第四折，往往如强弩之末也’……然此事未见于《元史·选举志》，又无其他确证，未必值得凭信”(72)。 再如《宋元戏曲考》说：“我国乐曲与外国之关系，亦可略言焉。”(73)黄霖说：“王国维还考虑到中国戏曲的发展与外国的关系，他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证明‘南北曲之声皆来自外国，而曲亦有自外国来者’。”(74)实则，王国维这一认识也还是受到久保天随的启发。久保《支那文学史》说：“至元，戏剧更有了长足的进步，此固时势要求使然，其一因亦可归于欧西文化的影响。”(75) 笹川临风《支那小说戏曲小史》刊行于1897年，幸田露伴《露伴丛书》刊行于1902年，久保天随《支那文学史》刊行于1904年，宮崎繁吉《近世支那文学史》刊行于1905年，都早于王国维写《宋元戏曲考》的1912年。如上所述，王国维吸收了这些日本学者的许多成果。 总之，王国维文学批评所谓“划时代”的著作《红楼梦评论》和《宋元戏曲考》，对明治时期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吸收、借鉴随处可见，明治学者中国小说、戏曲史论的许多观点，给予王国维以诸多启发。《红楼梦评论》在研究方法的拓新与开创方面既不得专美，《宋元戏曲考》所谓“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76)亦未必尽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