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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悲剧论 王国维说，《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悲剧中之悲剧”。因为它描写了人生的痛苦与解脱之道，“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脱之不可已”。小说中贾宝玉最终的出家，补救了“人类之祖先一时之谬误”，实践了人类最高的理想，与“世界之大宗教”的“唯一宗旨”相一致。《人间词话》“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亦此意。 而《红楼梦》的价值在于，由“个人之事实，而发现人类全体之性质”。《红楼梦评论》说：“美术之所以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现人类全体之性质。今对人类之全体，而必规规焉求个人以实之，人之知力相越，岂不远哉。”(13) 对此，叶嘉莹说：“从通古今之全人类的哲理来探寻作品之含义，乃是静安先生衡定文学作品之内容的另一项可注意的标准。”(14)温儒敏说，王国维是中国第一个对亚里士多德“诗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这一文学观深有领会的批评家。他注意到“美术之所以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15)。他们不知，艺术表现“人类全体之性质”，实际上是田冈岭云的观点。田冈《文学与民心》说：“诗人不必阿一时之好，而不可不以永久之生命观之；不必寓于国民之心胸，而须触人心最深处之琴弦；不必以个人观之，而不可不以人生观之。大才之作所以不朽者，不媚于一时者也。一语一句悉触人心深处之琴弦，故只要人生无限，人类不绝，其作品便千古常在且感动后人……诗人之心，调和潜藏于所有人心中无数感慨、无数情绪而作锵锵之响者也……然此潜藏于所有人心中无数感慨、无数情绪，非一国国民所专有，早已成为人生的情绪、感慨。诗人之泪……无对一国国民之心胸而洒之理，非以人生为其对象而不可。一国国民也罢，一个个人也罢，诗人于此中所见只有人生而已。写一个人，写一国国民即写整个人生。既写人生，故虽写一国国民，一个个人，皆可不朽……个人早已不再是一个个人，而是人类普遍的生命，是整个人生。”(16)田冈“写一个人即写整个人生”即王国维“美术写人类全体之性质”所本。 王国维批评传统小说戏曲“大团圆”结局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厌阅者之心，难矣。若《牡丹亭》之返魂，《长生殿》之重圆，其最著之一例也……《西厢记》之以‘惊梦’终也，未成之作也，此书若成，吾乌知其不为《续西厢》之浅陋也……《桃花扇》之解脱，非真解脱也。沧桑之变，目击之而身历之，不能自悟，而悟于张道士之一言。且以历数千里，冒不测之险，投缧绁之中，所索之女子，才得一面，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童子，其谁信之哉。”(17)又《宋元戏曲考》说：“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也”(18)。佛雏对此大加称赞：“抨击传统小说戏曲中最廉价的乐观主义、‘大团圆’似的粉饰太平的结局，在我国文论史上，也似以王氏呼声最高，且最坚决。”(19)佛雏不知，王国维是综合了田冈岭云和笹川临风的观点。田冈《日本文学的新光彩》说：“看哪，从来日本文学中果有堪称真悲剧者存乎？从来小说戏曲等中除若干堪称情死者而外以大破裂结局的果有几何？假令其篇中有若干带悲哀色彩者，亦千篇一律至于团圆，于乐观的欢声中结局，岂不与儿童涕泣而以笑声收束者相似乎？”(20)又笹川《汤临川》说：“中国戏剧中未见沉痛之悲剧，多为喜曲，无大破裂、惨绝、悲绝者，终即大团圆，散者聚，离者合。《牡丹亭还魂记》奇想落于天外，然其结局，‘风流况，施刑正苦，报中状元郎’，佳人配才子，观者又无遗憾……《桃花扇传奇》虽为悲剧，结局却为山中仙。若《西厢记》亦有‘惊梦’一折，离而不合散而不聚，洵为悲剧……然《西厢》本为单纯之情话，与彼歌行路之难，浮世辛酸，义理人情，缘于境遇之动机而终陷于大破裂之悲剧不同，这样的悲剧中国无有。”(2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