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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种立场，不论在边缘、在中央；实践的，想象的；政治的，文化的，都说明华语语系研究前有来者。再引用新儒学大师唐君毅先生的话，所谓“花果飘零，灵根自植”，20世纪中国各种不同定义下的离散状况有了“花果飘零”的感慨；在海外的中国人千千万万，不论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只要能“灵根自植”，就对中国性作出新的定义和判断。当然，“灵根”如何“自植”，日后就衍生出许多不同的诠释。 相对以上资深华裔学者的立场，也有一系列强而有力的批判声音。洪美恩(Ien Ang)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华裔和土著的混血家庭， 在荷兰完成教育，在澳洲任教。他们基本遵从中国的礼俗文化，但是在生活习惯、语言表达还有认同心态上，已经似是而非。洪美恩也许看起来像是中国人，但其实不会说中文，基本上算是外国人。而在西方，她也总因为“类”中国背景被当作中国人的代表。这就引起了洪美恩两面不讨好的感叹和反思。她的研究努力强调华裔乃至“中国”的多元性；对她而言，中文已经不是那个根深蒂固的文化载体，而应该是多元华裔社会的(一种)沟通工具。 再看哈金。哈金是目前美国最受重视的华裔英语作家。他是个英语语系作者，但有鉴于他自觉的中国背景、小说选择的中国题材，还有行文若隐若现的“中国腔”，我们是否也可以说，他也是个华语语系作家？虽然他以英文创作，但是“发声”的位置是中国的。如此，他赋予华语语系文学一个极有思辨意义的例子。 中国国内学者的反思中，葛兆光的《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值得推荐。“宅兹中国”是根据1963年陕西宝鸡所发掘的西周铜器上的铭文而来。“宅兹中国”在这里有两重指涉，一方面意味“宅”在家园里，有了安身立命的憧憬；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又必须放回到历史千丝万缕的语境里面，不断地被重新定位、审视。葛兆光认为“中国”作为一种文化的实存主体，它总是“宅”驻在那里，无法轻松用解构的、后殖民的、帝国批判的方法把它全部瓦解掉。因为只要回到了中国的文化历史脉络里面，“中国”的观念总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回荡在不同时期的文化表征上。 目前有关华语语系文学的论述，首先应该介绍史书美的专著《视觉性与身份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该书是英语世界第一本以专著形式将华语语系形诸文字的著作。史书美提出几种理论介入的方法。其中，她认为作为华语语系的主体，无需永远沉浸在“花果飘零”情结里，而应该落地生根。她不谈离散，而谈“反离散”。换句话说，与其谈离乡背井，叶落归根，更不如寻求在所移居的地方重新开始、安身立命的可能。 耶鲁大学石静远(Jing Tsu)的《中国离散境遇里的声音和书写》关注海外华语语系社群身份认同问题。她指出在中国境内和境外的华语社会的文化差异因为时间的流变而日益明显，但她有意探索的是，在什么立场上仍然有形成语言共同体的可能。 我们也应当留意从马来西亚到中国台湾的黄锦树。这些年他在马来西亚的华文社群中引起了相当大的批评回响。他对海外华语文学发展的看法的确引人深思。他认为“马华文学”既然是马华社群在地创造的华文的成果，必须诚实面对自身的多重身份和发声位置。马华文学必须面对与生俱来的驳杂性。这样的驳杂性当然是一种书写的限制，但也可能成为书写的解放。两者之间的交汇和交锋，形成马华文学的特征。 传统定义马华文学的来龙去脉，多半沿用五四论述，像郁达夫1938年远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或者是老舍到了新加坡写出《小坡的生日》等等。这样的谱系不能够抛弃它对母体、母国的眷恋，甚至衍生无穷的“想象的乡愁”；这“乡愁”号称正本清源，却又飘泊难以定位。黄锦树认为马华文学的中文已经离散了、“解放”了，其实就必须迎向各种不同试验的可能。相对前辈作家所信仰的(中国的)现实主义，他选择的试验方式是现代主义。黄锦树的观点颇有爱深责切的意味，但他过于强势的立场让许多前辈难以消受，也不让人意外。 面对以上各种论述，我以为史书美提出华语语系多重论述，首开华语语系研究新局，必须给予最大肯定。而我们也可以思考不同的研究策略，史书美所持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框架，仍有辩论的余地。其次，史书美对“海外”和“中国”所作的区分显得过于僵化，今天中国与海外华语世界的互动极其频繁，更何况历史的演进千回百转，我们不能忽略这些年中国以及境外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语境变化。我们必须正视汉语以内众声喧哗的现象。换句话说，我希望把史书美对华语语系的思考层面扩大，带回到“中文”的语境之内。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华语语系”的问题意识置入到广大的中文/汉语语境里面。用文学的例子来说，我们看苏童的作品觉得有苏州特色，王安忆的作品则似乎投射了上海语境，每一个地区作家的作品，就算使用的是“普通话”，其实都有地域色彩、文化诉求，更遑论个人风格。当我们正视这样的汉语地域南腔北调的时候，就会了解语言合纵连横的离心和向心力量从来如此，以及蕴含其中多音复义的现象。语言的配套、制约、流通，千百年来从未停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