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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语系文学:花果飘零 灵根自植(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国作家网 newdu 参加讨论

    “华语语系文学”研究在近十年异军突起,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的重点是从“文”逐渐过渡到语言,期望以语言——华语——作为最大公约数,作为广义中国与中国境外文学研究、辩论的平台。Sinophone意思是“华夏的声音”。简单地说,不管我们在哪儿讲中文,不管讲的是什么样的中文,都涵盖在此。但Sinophone向内、向外所衍生出来的辩证,还有与其他语系文学研究的对话,其实充满了政治、历史和各种各样文学理念之间的紧张性。
    Sinophone的兴起,是相对以下的几种有关(殖民属性)文学或是文化的专有名词。像英语语系文学(Anglophone Literature),意味在某一历史阶段,曾经有使用英语的政治势力侵入世界另外一个地点,并在当地遂行以英语为主导的语言、教育、文化、行政势力。年久日深,英语成为公用的沟通工具,一方面压抑、剥夺了在地语言文化的原生性,一方面却也正因为在地的影响,英语也变得驳杂而“不纯正”起来。如此形成的交杂现象,从发音、文法、修辞到广义的话语运作、文化生产,都可得见。
    以此类推,像法语语系文学,或者像巴西的葡萄牙语系文学,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系文学等现象都是因为从18、19世纪以来,扩张主义——帝国的、经济的或殖民的——所造成的文化后果。这些文学形式虽然使用宗主国所强加的语言,但毕竟离开那个所谓“祖国”的母体——离开英国、法国、西班牙或葡萄牙——已远,再加上时间、风土杂糅的结果,形成了复杂的、在地的语言表征。
    这一方面提醒了我们在地文学和宗主国之间的语言/权力关系,但是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正视在地的文化从事者因地制宜,对宗主国的语言文化做出另类衍伸,解释,发明,于是有了斑驳混杂的语言结果:杂糅、戏仿,甚至是颠覆的创作。殖民者的话语当然占了上风,但也必须付出代价;被殖民者颠覆权威话语的力量永远蓄势待发。
    华语语系文学是不是必须从后殖民主义角度理解呢?这个问题似是而非。我以为即使是在有限的殖民或是半殖民的情况下,海外华语文学的出现,与其说是宗主国强大势力的介入,不如说是在地居民有意无意地赓续了华族文化传承的观念,延伸以华语文学符号的创作形式。
    比如1940年代的上海,就算沦陷于日本,也很难想象有日语语系文学的产生;相对的,张爱玲还有其他作家的活动正是在这段期间风行一时。在东北被占领、成立傀儡政权的那十几年,大宗的文学生产仍然是以中文为主。台湾的例子比较不同,因为殖民时间长达50年,30年代日本官方传媒笼罩岛上是不争之实。但台湾仍有相当一部分文人以中文/汉语形式——如汉诗、白话中文、闽南、客家方言艺文——来延续他们对于广义中国文化的传承,并借此反射他们的抗争心态。何况民间文化基本仍然保留相当深厚的中国传统因素。所以,华语语系文学可以从帝国批判或者是后殖民主义的角度来理解,但这样的理论框架却未必全然有效。
    在华语语系观念兴起之前,已有不少学者开始思考海外的中国性问题。过去20年里,西方(尤其是华裔)学者对于“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文明”、“什么是中国文学”有许多不同声音。杜维明教授提出了“文化中国”的观念:不论中国历史本身如何曲折,作为文化薪传者,我们必须维持一种信念,那就是一种名叫“中国”的文化传统总是生生不息,为华族继往开来。这个文化的中国成为从海内到海外华人社会的一个最大公约数。推而广之更涵盖所有心向中华文化的中国人、外国人。杜维明心目中的“文化”是以儒家道统为主轴的文化,而在每一个地区都有不同表述。“文化中国”所产生的向心力是杜维明想象一个认知、情感和生存共同体的立足点。
    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的王赓武,随双亲移居马来西亚,之后到中国上大学,再回到马来西亚继续学业,并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后返回新加坡、马来西亚任教。如此的经历说明了一位海外华人问学和国族认同的曲折路径。对于王赓武而言,所谓的“中国性”必须是一种在地的、权宜的中国性。这个中国性也只有当你在某地落地生根之后,把个人所承载的各种“中国”文化信念付诸实践,与客观因素协商,才能展现出来。如此,王赓武强调的是在地的、实践的“一种”中国性的可能;而不再强求那个放诸四海的、宏大叙事的“文化中国”憧憬。
    第三种立场可以李欧梵作代表。他在1990年代提出“游走的中国性”,认为作为20世纪末的中国人,哪怕是在天涯海角,只要觉得“我”是一个能够传承、辩证甚至发明“中国”理念的主体,哪怕多么的洋化,也毕竟能把“中国性”显现出来。两个关键词“游走”和“中国性”,点出“中国性”出于个人面对世界、与之相遇的对话关系,以及因此形成一种策略性的位置。对个别主体的建构与解构是李教授说法的一大特色,反映他个人早年对浪漫主义的信念,以及世纪末转向后现代主义的观点。
    面对中国性的问题,王灵智强调双重统合结构,一方面关注离散境况里华人应该保有中国性,一方面又强烈地意识到华人必须融入新环境,并由此建立其(少数族裔)代表性。他竭力在华/美两种身份之间求得均衡,在多元族裔的美国性的前提下争取自己的中国性,又在华人移民社群里倡导认同美国性的必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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