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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贯通古今 贯通古今是近年来学界有感于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被人为断裂为两个各自封闭的领域所做出的回应。这种断裂使古代文学因缺少现代性而无法参与到当下和全球化语境的对话中来，现代文学又因失去与古代文学的联系而处于无根状态，难以真正与西方文学、世界文学抗衡，这样就造成了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双重伤害。因此树立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意识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溯源”观念，就成为贯通古今的重要内容。 但本文的贯通古今，并不单纯指将现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相对应，以显示中国文学的前现代期所出现的与现代文学相通的成分及其历史渊源，或是显示近世文学嬗变期的特征是怎样在中国文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而成的(12)。本文的贯通古今，更多是要彰扬古今相通的文学精神，提倡古代文学研究要有人文关怀和现代意识，要面向当下的社会人生。惟其如此，才能以人文关怀破除技术化研究的冷漠，以现代意识约束错位化研究的冲动，以社会人生充实浅狭化研究的苍白。郭英德先生说：古代文学研究不能“萎缩成一个小小的学术圈子里的人们自玩自娱的精致游戏……在专业化的学术研究中关注社会现实，发扬主体精神，这才是学术发展的健康之路。只有对社会有意义的学术研究，才有长久的生命力；只有对现在有意义的学术，才是于将来有价值的学术”(13)。这掷地有声的话语，也是本文贯通古今的心眼所在。 (四)沟通中外 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备尝闭关自守造成的百般苦难，也享受到开放包容带来的诸多利益，沟通中外、相互交流的意义和效果已经不言而喻。如新世纪域外汉籍(14)的开发，就可说是沟通中外的一个显见成果，它不仅提供给我们诸多可资借鉴的新材料和新角度，借以凸显中国文学的特性；而且扩大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空间，增添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品种。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外沟通、交流、合作的日益紧密，中国学术正逐渐将国际做为一个不能忽略的参’照系，其价值认定和意义衡量不再完全自外于世界。若干大学甚至规定申报职称须有海外教育背景，于是出现许多中国学术青年纷纷拜认“洋师傅”的现象，这种有些荒唐的规定倒是在沟通中外的层面起到了某种积极作用。 在沟通中外的过程中，常能感受到的是域外尤其是西方学者(不仅仅是汉学家)迥异于中国学者的思维方式。西方学者由于成长和教育环境不同，思想比较自由无拘束，有较强的问题意识，也擅长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他们大多接受过较系统的理论训练，更喜欢理论的不断推陈出新。这使中国学者接触西方理论，常有走马灯变换之感，一种理论尚未及细观，另一种理论已扑面而至，20世纪80年代的方法热还让人记忆犹新，近些年来阅读、性别、印刷、社群、禁忌、旅行、城市、食物、服饰、家具、手抄本、身体、医疗、死亡、生态等文化学理论又让人眼花缭乱。而这些理论是在西方语境中产生的，往往不能完全对应中国现实，甚至方枘圆凿，对此要有足够的警惕，不要如莫砺锋先生担心的那样“养成一切都以西方的观念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终极价值评判的标准”(15)，而这一问题在较熟悉西方理论的年轻学者身上时常可见。其实我们从来不该奢望西方理论能够完全解决中国问题，中国学术应有自己的气象和自信，不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域外之眼确能帮助我们发现自身的盲点和不足，因此对待西学不必拒之千里，不妨出之以理性、开放和包容的态度，采取鲁迅先生的“别求新声于异邦”(《摩罗诗力说》)和“拿来主义”(《拿来主义》)，取长补短，完善自己。这样既可走出技术化、错位化和浅狭化研究的局限，又可贴近和实践“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鲁迅《文化偏至论》)的文化理想，向中西会通的更高境界迈进。 当然，沟通中外不可断章取义，需要注意西方理论和方法背后常有一整套的哲学思想体系在支持，不能生吞活剥或机械生硬地摘取几个名词就算完事，对没有整体把握的东西也不宜信口开河和武断评判，应该对其理论与方法有一相对全面的认识与把握，如此始能深入交流，真正取其精粹。 以上“四通”，不仅就宋代文学而言，而是带有某种普遍性。“四通”并非什么灵丹妙药，只是前人说过无数遍的几句大实话，但关键在于能言是否还能行，漫说“四通”，即使“一通”也不易得。我们只有心向往之，身力行之，不急不躁，沉潜反复，相信新世纪宋代文学的研究终会再破瓶颈，进入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