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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世纪宋代文学乃至古代文学研究，如何避免研究的技术化、错位化和浅狭化，前修时贤，论之已多。《文学遗产》2011年第6期至2012年第3期在“新世纪十年论坛”栏目还刊发了十六位专家的精彩言论，将讨论范围扩大到古代文学研究的诸层面，笔者于此自难有特出之新意，为简明易记，谨将许多已是共识的想法撮述概括为“四通”，即熟通文本、融通四部、贯通古今、沟通中外。 (一)熟通文本 俗话说“熟能生巧”，老辈人物对文本大多熟稔，且有沦肌浃髓的体会，知识了然于心，融化于脑，故能为己所用，于研究对象能具个性化的精妙阐发。我辈常见之病，首先在于文本不熟，知识非但不能了然于人心，反而寄存于电脑，欲有立言，必查电脑，没有电脑，则抓耳搔腮、呿颐结舌。王兆鹏先生给笔者的邮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文献的数字化和方便快捷检索手段，也产生诸多负面的影响。有了想法，资料唾手可得。读原著的少了，也就难以从原始资料出发，发现和提出真正有学术意义的问题来。检索而得的资料，往往是对原始文献的零碎提取和肢解，是‘无机’的材料，而不是有机的材料。对文献和文献的语境难以有整体的把握，自然也就难以回到历史的现场。”他不仅提醒过度依赖数字化技术的危害，同时还强调了熟悉文本、最大限度地回到阅读原始文献的重要性。 然而仅“熟”尚嫌不足，还要能“通”，要在熟悉文本的基础上对文本的精魂有自己微妙的理解和识见。正如吴承学先生所言：“对于学术研究来说，熟悉文献还只是最基础的工作，关键在于以敏锐的学术意识把握其中包含的重要信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读书注重涵泳会心，善于读透文字背后的东西，常常能见人所不见，发人所未发。现在学术研究中，研究者的思想观念、真知灼见、研究者的学术个性越来越显得重要。……若没有这些，则一切数据都是没有生命，没有意义的。”⑦ 熟通文本，自有识见，而识见是目前人区别于电脑的最佳方式；熟通文本，自能正确体会文本所深藏的文学意味，使文本真正成为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视野中的文本，不致将文学论著错位到其他领域；熟通文本，自能深入分析和把握问题，判断和提升文本的学术意义，避免浅狭化研究的弊端。因此，葛晓音先生说：“读懂文本为一切学问之关键。”⑧ (二)融通四部 中国古代作家常不止于诗文写作，其著述往往旁涉经史子集。如果只关注其文学写作，就会硬性撕裂作家作为活生生的人的完整性，也无法对其思想和心灵世界做全面深入地探索，同时也很难真正理解其文学写作中的复杂况味。因此不少学者不再局限于诗文作品，而是从“人”的角度去研究作家，不论经史子集，凡有关作家本人的文本，皆可信手拈来。有的学者虽非研究作家，但也能够以问题为中心，根据问题的设置和需要灵活撷取相关学科的各种材料，不再机械恪守学科的限制。如此便将文学文本的范围由原来的集部扩大到经史子集四部，有利于回归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也有利于避免研究的技术化、错位化和浅狭化。这个方面陈尚君先生颇具代表性，他不仅有令人赞叹和艳羡的文献学实践成果，更有对融通四部的自觉认识：“前人说‘六经皆史’，其实我们也可以认为六经皆文。古代文人的知识构成，其实都是淹贯四部，辞章之学尤为显著。一流文人如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司马光等的著作也都遍及四部。要研究他们，如果没有对应的学问准备，没有对各部类学问的同情理解，其实很难做出清晰判断。《论语》四科的文学，今人解为文章博学，其实汉唐间最称道的博学宏词，也是这个意义上的文学。今人多取西方定义的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认识有很大不同。至少从研究者立场来看，中外的文学立场都应该尊重。”⑨ 有的学者可能担心融通四部会带来现代学科体制的混乱，容易让文学研究者失去立场、无可适从。对此问题，不少学者做了认真思考。如韩经太先生就提出以“古典文学艺术”的新概念来弥和“文化诗学”与“艺术诗学”之间的冲突，走出“纯文学”与“杂文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充分展现人文研究主体的‘思想者’意识和‘艺术家’本色”⑩。左东岭先生则提出以“文学经验”来统合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既要有“对文学现象的整体性与复杂性的把握”，不宜用此环节的文学经验与标准对应彼环节的文学经验与标准(如不宜以审美性的文本创造标准来衡量游戏娱乐、逞才斗巧或增进友谊的创作)；又要注意“对文学现象之间关联性的把握”，“充分关注各种历史关联的矛盾性、复杂性和丰富性”，从而深化文学研究(11)。他们的意见都很值得重视。笔者也觉得，只要认识清醒，就不会出现无谓的精神焦虑。融通四部，并非是摒弃我们在现代不同学科体系中获得的教育和训练经验，而是在此基础上的融通四部。面对同样的文本，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解读的角度和方法亦各有差异，文学研究者往往受过较好的文本解读训练，对文本的感觉比较细密，强调感性维度和人文关怀，运用得当的话，不仅不会迷失自身，还能构成对其他学科的有效补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