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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90年代的宋代文学研究，与唐代文学研究的繁荣相比，无疑要沉寂许多。但从2000年中国宋代文学学会成立(王水照先生任会长)并召开首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以来，宋代文学研究视角逐渐丰富，研究方法逐渐多样，研究梯队逐渐形成，研究水平逐渐提高，得到了近乎全方位的蓬勃发展。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丰富、多样、提高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瓶颈和问题，有必要及时总结。 一 王水照先生曾多次提到宋代文学研究长期存在“三重三轻”的偏向问题，即重大作家轻小作家，重词轻诗文，重北宋轻南宋。经过新世纪十余年宋代文学研究界的共同努力，这些偏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但是，完全消化这些长期遗留的问题，并非十余年可以竟功，总的看来，重北宋轻南宋的问题得到较好解决，《文学遗产》2001—2011年发表文章的北宋与南宋之比达到35％：33％；重词轻诗文的偏向也得到局部改观，《文学遗产》2001—2011年发表诗词与文章的比例为诗词58％(诗30％、词26％、综合2％)，文章10％(散文5％、骈文1％、综合4％)，其中诗词之比已经接近，但文的研究仍未跟上；重大作家轻小作家的偏向问题，解决得不尽如人意，《文学遗产》2001—2011年所刊宋代文学研究论文中，属于作家个案研究的仅有五十九人九十一篇，其中柳永、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周邦彦、惠洪、李清照、陆游、辛弃疾、杨万里、姜夔、刘克庄、吴文英等十四人占了四十二篇(苏轼十四篇，居首位)，可是宋诗作者近九千人，宋文作者过万人，宋代传世别集亦超过七百种，而所研究的对象不足百名，实在是成绩惨淡。当然，由于中小作家特别是小作家往往不足以单独成文或成书，对他们的研究往往体现在家族、地域、群体、流派中，以上数据不能完全反映问题，但人们对个体作家的研究过于扎堆和集中于大作家身上却是不争的事实①。 除了传统的“三重三轻”的偏向尚未得到完全纠正，宋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还面临着更深层次的问题，即由于文献数字化趋势带来的研究技术化，由于大文学趋势带来的研究错位化，由于思力学养不足带来的研究浅狭化。之所以说它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因为即使我们有效解决了“三重三轻”的偏向，依然要面临着这些问题的挑战。 (一)研究技术化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对传统学科或传统技能带来冲击。技术革命改变着人们的生存状态、生活和交流方式，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习惯，当然也改变着学者的知识接受、知识结构乃至研究方法。比如东汉以后纸张的大量运用，宋代印刷术的发达等，都曾极大推进了当时学术文化的繁荣，并对写作方式、发表方式及学术价值判断发生着深刻影响。 随着20世纪后期电子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电脑的普及，一场信息技术革命已经迅猛来到。对古代文学研究者影响最大的一件事应该是1999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和香港迪志文化有限公司联手推出了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这是一项中国文化划时代的大事件。因为不过数年，盗版风行，几乎每位有兴趣的文史学者电脑中都可以安装这部收书三千四百余种、七万九千余卷的百科全书的电子版，这是古人做梦都未能想到的。之后，《国学宝典》、《全唐诗电子分析系统》、《全宋诗电子分析系统》、《中华寻根网》、《中国基本古籍库》等古代文献电子产品的不断开发和被利用，《中国知网》、《维普数据库》、《万方数据库》的建立和功能的日益强大，一些传统写作方式、发表方式和学问价值受到了极大冲击甚至完全颠覆。 最明显的事实是：现在很少学者不用电脑写作和发送邮件；在进入写作之前很少不去期刊数据库检索相关研究；列举例证时也很少不使用电子文献检索了；在引用大段文献时，如果有电子版，也常是先拷贝，再核对原始文献(当然不核对原始文献的现象也比比皆是)等等。特别是知识的学习和获得，以前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而在今天，点击互联网则可以轻松获得各种需要的知识，使研究者眼界大开。 文献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带给了学术界无尽便利，我们没有理由拒绝技术可以提供的支持，因为拒绝的结果会使自己逐渐被时代所抛弃。就像有了联合收割机还非要使用镰刀，与使用收割机的同行相比只能瞠目其后。但是，文献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也压缩了学术人的生存与意义空间，举例来说，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不仅在资源调查、环境评估、灾害预测、国土管理等领域成就惊人，而且引入文学后，亦可以从时空二维的角度关注整个时段和全部区域的文学发生、发展与流变，这样势必会对传统研究的部分领域，如年谱编纂、作品系年、文学流派、家族迁徙、文学的传播与接受等，提出更高的要求，再像以往那样的简单归纳罗列已经行不通了，因为计算机有可能比你做得更快更好②。尤其是传统文献学，受到互联网和文献数字化的冲击最为强烈：过去被视为工夫和学问的“引得”、“重出作品考证”、比勘异文、寻找典故出处等也基本可以由电脑替代，甚至古籍自动标点都在开发研制中……传统的文献学评价体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价值虚化危险。 文献数字化的发展，也带来了傅道彬先生所说的“技术伪装学问”问题。因为一篇篇材料繁富、貌似出自老学宿儒之手的文章，有可能是滥用和别有用心利用技术检索而得的结果。吴承学先生曾有感于“现在的博士论文，都是排列了许多材料，好像显得很有学问、很规范”的现象，幽默地说：“有些年轻学生得了数据库依赖综合症，如果没有数据库与电子检索，已经没有办法写论文了。”③的确，不少论文，本来两三个代表性例子已足以说明问题，却偏要列出几十个例子以显博学，其实大家都知道那几十个例子是如何“出笼”的。更甚的是有的研究者还只选取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有的研究者所举的例子似是而非，与论点本身只是远亲。再如古籍校点，不去调查版本情况，直接下载四库全书版本或其他电子文献，简单处理后即付梓面世；诗文集的笺注，直接复制《汉语大词典》的字词解释，而对诗歌本身所关涉的人事时地及作者用心、诗歌意蕴鲜有揭示，笔者称之为“古籍伪整理”。其实包括作家年谱的编纂和研究资料汇编，如果没有对研究对象较为深入的体认，就会捡到篮子里就是菜，一味醉心于材料的铺排，而没有编者的识见和选择，不知道哪些内容宜全编进来，哪些只要节编，哪些可以不编进来，势必造成垃圾信息充斥，本来要方便学者使用，最后弄得难以利用。如何防止研究的技术化，是新世纪宋代文学研究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