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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文学中的“长安乡恋”——以井上靖的长安书写为例(5)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 郭雪妮 参加讨论

    日本汉学家石田干之助因《长安之春》一书被称为完美再现唐都长安鲜活场景的第一人。石田干之助与津田左右吉、原田淑人、鸟山喜一和清水泰次等东洋史学者,皆系出自日本东京文献学派创始人白鸟库吉门下。与桑原隲藏实地考察加文献辨伪不同,石田干之助的长安书写纯属从诗歌、语言、文字上推演而来,这大概因其受白鸟库吉影响,注重透过语言学考证,善用语言文字考证法来治东洋史有关。
    石田干之助写《长安之春》时,事实上正是发生中日战争的1941年。在由创元社发行的初版自序中,他这样说:“在我看来,即使是从头到尾逐字读完《太平广记》五百卷、《全唐诗》四万八千首,所找出来的(关于长安)材料也是微乎其微的,一想到这些,就觉得如此做很愚蠢。在那样的时代摆弄这些悠闲的文字也许无法避免遭人非议。但是对于支那的研究自然而然地有今日之用与明日之用之分,所谓明日之用或许要到十年二十年之后才会有结果。如果没有人来做这项愚蠢的事情,我想学问也不过是空中楼阁吧。思虑至此,我就悄然聊以自慰了”[16]6。石田干之助的《长安之春》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影响非常大,芥川龙之介曾说,他创作的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鼻子》《杜子春》《酒虫》等就是受到石田氏关于中国的研究而创作的。
    但是,井上靖从《长安之春》中仍然不可能接触到更多的能转化为“文学长安”的有效信息,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长安之春》由《胡旋舞小考》《当垆的胡姬》《西域胡商重金求宝的故事》《再论胡人求宝记》《胡人求宝补遗》《隋唐时代伊朗文化输入中国》以及《长安盛夏小景》等7篇文章构成,单纯从题目上看,便能发现近6篇文章都与“西域”有关,这与石田干之助以及白鸟库吉的学术关注点密切关联。白鸟库吉曾于1901年后留学欧洲,受欧洲汉学界对中国“周边”的实地勘察和文献探险影响,在那珂通世的启发下开始西域研究⑤。石田干之助继承白鸟衣钵,在西域史方面用功颇深,兼之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大大促进了日本的西域史、敦煌学研究。敦煌地当中西交通的孔道,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文化和贸易中心,唐代留存的大量文献产生于长安,之后辗转敦煌藏经洞。长安与敦煌的特殊关系,为日本汉学家探讨两地的文化交往提供了可能。
    第二,正如陈平原指出,石田干之助的《长安之春》“是靠传世诗文来复原唐代长安的生活场景,这本身就带有某种局限性”[11]253。尽管陈文并没有指出这种局限性具体何在,但我们很快会发现《长安之春》对于文学创作不那么有效的原因,在于其鲜活但零散无章,细腻但无空间纵深。对此,井上靖也有认识:“《长安之春》收集了‘胡旋舞小考’、‘当垆的胡姬’、‘西域胡商’以及‘长安盛夏小景’等七篇文章,这些都是根据石田干之助博士渊博学识描述而成的研究随想。说是研究随想或许有些不合适,但仅称之为‘随想’又过于沉闷,如果称之为综合研究,我想这又违背了石田博士编写这一卷的意图。石田博士最初并没想承载什么主题,以无主题的方式编缀成一册,呈现给独具慧眼的读者”[12]219。另外,中国诗文善以“赋、比、兴“的方式呈现,其含蓄性、指涉性以及仅属语言层面的铺排,如果仅凭诗文断想,中国学者尚且未必能完全重绘千年前的盛世图景,更何况一位日本学者靠汉文文献考古、语言推演来还原,其难度与效果便可想而知了。
    总之,对井上靖而言,身处战后日本文学界,他对“古人”比“古都”更感兴趣,也就是说,他更专注于通过挖掘历史人物的精神性以对抗战后的日本现实,对这样的作家或学者而言,其知识储备及敏感点,必然更多地在于“时间”而非“空间”。从另一个层面讲,这必然涉及井上靖的文学主张与创作目的问题。
    井上靖在《我的文学轨迹》一书中曾谈到《天平之甍》最初的写作意图。他认为战后日本文学再也无法忍受将自我作为表现对象的私小说,这种狭窄的、向内收缩的文学根本无法与战后的日本社会相适应,无法支撑起整个文坛。“我所写的几部历史小说,都是因为战后这个时代。不管是否愿意,都要融入战后这个时代不是吗?但仅仅有私小说怎能支撑整个文学呢?”与之对抗的,就要创作大文学、大杰作,而“《天平之甍》就是出于对这种大文学、大杰作文学理念的思考而从历史中取材的”。[2]144-145在与辻以及篠田的对谈中,《天平之甍》的创作意图更加清晰。辻说:“在《天平之甍》中,有许多受命运支配的年轻留学僧,不惜牺牲性命,只为了移入象征天平之辉的唐文化,这就是这部小说的主题吧。”篠田则说得更明白:“《天平之甍》与其说是仅写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鉴真,不如说是写为了请鉴真东渡日本付出努力的日本留学僧人。”[2]149-151井上靖对此深表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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