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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汉学家石田干之助因《长安之春》一书被称为完美再现唐都长安鲜活场景的第一人。石田干之助与津田左右吉、原田淑人、鸟山喜一和清水泰次等东洋史学者，皆系出自日本东京文献学派创始人白鸟库吉门下。与桑原隲藏实地考察加文献辨伪不同，石田干之助的长安书写纯属从诗歌、语言、文字上推演而来，这大概因其受白鸟库吉影响，注重透过语言学考证，善用语言文字考证法来治东洋史有关。 石田干之助写《长安之春》时，事实上正是发生中日战争的1941年。在由创元社发行的初版自序中，他这样说：“在我看来，即使是从头到尾逐字读完《太平广记》五百卷、《全唐诗》四万八千首，所找出来的(关于长安)材料也是微乎其微的，一想到这些，就觉得如此做很愚蠢。在那样的时代摆弄这些悠闲的文字也许无法避免遭人非议。但是对于支那的研究自然而然地有今日之用与明日之用之分，所谓明日之用或许要到十年二十年之后才会有结果。如果没有人来做这项愚蠢的事情，我想学问也不过是空中楼阁吧。思虑至此，我就悄然聊以自慰了”[16]6。石田干之助的《长安之春》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影响非常大，芥川龙之介曾说，他创作的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鼻子》《杜子春》《酒虫》等就是受到石田氏关于中国的研究而创作的。 但是，井上靖从《长安之春》中仍然不可能接触到更多的能转化为“文学长安”的有效信息，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长安之春》由《胡旋舞小考》《当垆的胡姬》《西域胡商重金求宝的故事》《再论胡人求宝记》《胡人求宝补遗》《隋唐时代伊朗文化输入中国》以及《长安盛夏小景》等7篇文章构成，单纯从题目上看，便能发现近6篇文章都与“西域”有关，这与石田干之助以及白鸟库吉的学术关注点密切关联。白鸟库吉曾于1901年后留学欧洲，受欧洲汉学界对中国“周边”的实地勘察和文献探险影响，在那珂通世的启发下开始西域研究⑤。石田干之助继承白鸟衣钵，在西域史方面用功颇深，兼之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大大促进了日本的西域史、敦煌学研究。敦煌地当中西交通的孔道，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文化和贸易中心，唐代留存的大量文献产生于长安，之后辗转敦煌藏经洞。长安与敦煌的特殊关系，为日本汉学家探讨两地的文化交往提供了可能。 第二，正如陈平原指出，石田干之助的《长安之春》“是靠传世诗文来复原唐代长安的生活场景，这本身就带有某种局限性”[11]253。尽管陈文并没有指出这种局限性具体何在，但我们很快会发现《长安之春》对于文学创作不那么有效的原因，在于其鲜活但零散无章，细腻但无空间纵深。对此，井上靖也有认识：“《长安之春》收集了‘胡旋舞小考’、‘当垆的胡姬’、‘西域胡商’以及‘长安盛夏小景’等七篇文章，这些都是根据石田干之助博士渊博学识描述而成的研究随想。说是研究随想或许有些不合适，但仅称之为‘随想’又过于沉闷，如果称之为综合研究，我想这又违背了石田博士编写这一卷的意图。石田博士最初并没想承载什么主题，以无主题的方式编缀成一册，呈现给独具慧眼的读者”[12]219。另外，中国诗文善以“赋、比、兴“的方式呈现，其含蓄性、指涉性以及仅属语言层面的铺排，如果仅凭诗文断想，中国学者尚且未必能完全重绘千年前的盛世图景，更何况一位日本学者靠汉文文献考古、语言推演来还原，其难度与效果便可想而知了。 总之，对井上靖而言，身处战后日本文学界，他对“古人”比“古都”更感兴趣，也就是说，他更专注于通过挖掘历史人物的精神性以对抗战后的日本现实，对这样的作家或学者而言，其知识储备及敏感点，必然更多地在于“时间”而非“空间”。从另一个层面讲，这必然涉及井上靖的文学主张与创作目的问题。 井上靖在《我的文学轨迹》一书中曾谈到《天平之甍》最初的写作意图。他认为战后日本文学再也无法忍受将自我作为表现对象的私小说，这种狭窄的、向内收缩的文学根本无法与战后的日本社会相适应，无法支撑起整个文坛。“我所写的几部历史小说，都是因为战后这个时代。不管是否愿意，都要融入战后这个时代不是吗？但仅仅有私小说怎能支撑整个文学呢？”与之对抗的，就要创作大文学、大杰作，而“《天平之甍》就是出于对这种大文学、大杰作文学理念的思考而从历史中取材的”。[2]144-145在与辻以及篠田的对谈中，《天平之甍》的创作意图更加清晰。辻说：“在《天平之甍》中，有许多受命运支配的年轻留学僧，不惜牺牲性命，只为了移入象征天平之辉的唐文化，这就是这部小说的主题吧。”篠田则说得更明白：“《天平之甍》与其说是仅写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鉴真，不如说是写为了请鉴真东渡日本付出努力的日本留学僧人。”[2]149-151井上靖对此深表赞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