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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历史长安到文学长安的转换 竹村则行在《杨贵妃文学史研究》第5章《关于鲁迅未刊出的腹稿〈杨贵妃〉——时间旅行的幻灭》中指出，唐代长安和1924年西安的巨大差异，导致鲁迅对长安的幻想几近破灭，以至于“腹稿《杨贵妃》”成了永远的未刊出的作品。就同一问题，陈平原在《长安的失落与重建——以鲁迅的旅行及写作为中心》一文中指出，鲁迅的创作兴趣不在“古都”而在“古人”，再加上当时的中国学界并没有给鲁迅提供“唐都长安的丰富学识——尤其是历史地理以及考古、建筑、壁画等方面”，[11]212-258这一切综合因素造成了鲁迅放弃杨贵妃题材的创作。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井上靖也创作了一部历史小说《杨贵妃传》，但他似乎过于集中精力展现人物心理，并未对长安这个繁华之都赋予任何深度的文学表现，仅选取了几个模糊的点，实在难以构成大唐之都的盛世面影。对此井上靖也很无奈：“奈良都城也好，唐都长安也罢，都是距今一千三百余年的古都。以那个时代的都城为背景的小说，都必须描写两个都城的风貌，但这何其之难啊！”[12]219那么，上述引证或许可以提供一个思考的角度，即井上靖作品中长安形象的模糊是否与日本史学界的研究积淀有关？ 日本学术界关于长安的研究，在建筑学、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宗教学等领域都有涉足，但主要的知识产出无疑来自史学界。日本东洋史学者桑原隲藏博士曾于1907年游历西安，其考史随笔《长安之旅》④记录了清末西安地区的史迹、旧址、陵墓、碑碣情况。与桑原氏同行的日本哲学家宇野哲人以时间为顺序将游历西安列项叙事，其游记《长安纪行》恰好与桑原氏的报告互为补充，可谓看清末“长安”的绝好材料。桑原隲藏游历西安的同时，曾指导当时执教于陕西高等学堂的日本教习足立喜六，课余之暇“兼及汉唐旧都长安规模、遗迹之研究”，利用其数学、物理知识，对西安及其附近的历史遗迹进行实地考察、测绘，著成《长安史迹研究》一书，初版由那波利贞作序，肯定了其学术价值。 除了文献资料外，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所藏唐代传入日本的器物、绘画、碑碣等，更是为井上靖的创作提供了现实参照和想象依据，其小说《漆胡樽》正是受正仓院收藏文物漆胡樽启发创作而成的。另外，在中日尚未恢复邦交之前，中日民间文化团体异常活跃，井上靖曾以日本访华团成员的身份多次造访中国。他在西安碑林、博物馆、遗址等实地考察墓碑、壁画，相比起鲁迅到达西安的1920年代，1950年代前后的西安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井上靖断不至于像鲁迅那样失望，但这种种的方便为何并未使井上靖笔下的长安清晰可见，反而模糊不清呢？我们不妨以对井上靖影响最大的两个日本汉学家——桑原隲藏和石田干之助关于长安的研究著作为例，进一步剖析在井上靖的历史小说中，历史长安与文学长安之间转换的可能与盲点。 桑原隲藏的《长安之行》以史学家的眼光记录了近代西安的建筑宫墙、陵墓碑碣、寺院楼阁、府兵制度等，并旁征博引史料对现实踏查佐证，且配有上百幅珍贵照片或插图，其学术价值、文献价值都极高。岩波书店出版桑原隲藏全集时，将《长安之行》收入第5卷，月报上便刊有井上靖的文章《桑原隲藏先生和我》，细述了桑原隲藏的研究论文对其小说创作的借鉴意义。 据笔者考察，桑原氏的考史成果对井上靖书写长安的引用价值可谓微乎其微。其一，尽管桑原氏为访古而来，但文中所记清末西安图景，实为刚经历了灾荒、饥馑、满洲城被毁之后的“废都”，偏居近代中国西北部，在时空上和井上靖所要描述的汉唐长安相距太远。其二，桑原氏是极其严谨的史学者，“他把以科学家的身份来解明中国历史上的众多事实为己任”[13]182。旅行中他关注的重点多在于调查史料真伪，考证史迹细节，这与文学描述所需的感性的、诗意的描写相距太远。其三，桑原氏是日本京都学派中罕见的对近代中国抱有极度蔑视心理的东洋史学者，“他对中国人非常蔑视，经常在讲课及著作中故意侮辱和讽刺中国人”。他对近代西安的实地踏查，便时刻交织着这两种复杂的情绪，即一方面对现实西安的残破不遗余力地否定与批判，毫不掩饰失望与鄙视之情；另一方面又对曾作为日本文化上位记忆的古都长安充满缅怀与向往之情，从而在眼前之景中大发思古之幽情。“南面远对南山，近俯大小二雁塔，北面近临龙首山，远望北岭，眺渭水，极目所见，皆此周、秦、汉、唐之古迹，一山一水悉是怀古之材料。”[14]37这些描述作为近代西安导游手册具有重要价值，但若要还原为小说场景，实属不易。井上靖对此深有感悟，因此提到《长安之行》时才会说：“《长安之行》是最优秀的旅行指导书。……我能踏上西安之旅，多亏了从日本带去的《考史游记》，才使旅途倍感丰富”[15]1-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