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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抄写” 在巴尔特笔下，“抄写”这一主题是贯穿小说《布瓦尔与佩居榭》始终的主线。两个主人公原本都是抄写员，在经历并且最终放弃了他们“百科全书式”的事业之后，又回归抄写。但与之前不同的是，他们选择通过抄写获得书写最基本最纯粹的愉悦并针对先前所读书籍对他们的误导进行“报复”。布瓦尔与佩居榭发现，这些书作为不同领域知识的载体，充斥着陈词滥调和自相矛盾，他们旨在通过忠实地抄写、罗列和引用各种书中的文字，揭露它们的荒谬、矛盾和漏洞。小说最后两章的提纲以及福楼拜的大量手稿和通信都透露出两个抄写员的计划是建立一个内容丰富的引文汇编，除了已面世的《庸见词典》，后人通过研究推测出同样应归到小说第二卷中的内容还有：《名人蠢话录》(Sottisier)、《侯爵夫人画册》(L'Album de la Marquise)和《经典观念一览》(Le Catalogue des idées chics)。这些引文的数量如此庞大，以至于有学者推测，如果作家在有生之年得以完成他的计划，那么这部小说的重心将从第一部分移向第二部分，两大部分的篇幅比例将彻底调整和改变。 在巴尔特看来，不但小说中的两个主人公是“永恒的抄写员”，就连福楼拜自己也在一刻不停地“抄写”。巴尔特将福楼拜的小说创作称为“抄写”，他在著名的《作者之死》一文中给出了解释：“文本并不仅仅是词语的线性排列，并在最终通向一个唯一的意义……文本更像一个多维的空间，那里交叉并存着不同的书写，却没有一个是原创的，它是引文的织物，是来源于许多不同文化策源地的引文所构成的结合体。布瓦尔与佩居榭这两个永恒的抄写员既崇高又可笑，这深刻的滑稽正好昭示了写作的真谛——作家只能采用同前人一样的动作，永无创新，他唯一的能耐就是把各种写作以它们从未采取过的方式相互混合或对比。”(Oeuvres: tome III, 43－44) 在以上这段文字中，巴尔特从“抄写”的角度定义了“文本”这一重要概念，认为文本是所抄“引文”的编织；而作家本身也不再是原创的“上帝”，而沦为了像布瓦尔和佩居榭一样的抄写员。文本是“引文的织物”，这一性质是由语言决定的。因为文本本身是由语言构成的，而语言之间又是相互模仿的。“引文”一词在此并非指对文字出处的引用，而是用来指代“互文性”的表现方式。巴尔特接受并丰富了克里斯特瓦对互文性理论的阐释，由此实现了他自身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时期的重要转变。“自从1966年克里斯特瓦(以博士研究生身份)在巴尔特的研讨班上第一次提出互文性概念以来，巴尔特便成为这个概念的热情宣传者和积极阐释者。”(13)虽然直到1970年出版的《S/Z》中巴尔特才正式使用“互文文本”一词，但是前者提出的“互文性”所具有的引文性质已经在1968年出版的《作者之死》中以“抄写”一词的形式初现端倪。 在1974年的一次采访中，巴尔特谈到《布瓦尔与佩居榭》中“所指”的缺失使结尾处二人的回归抄写就像做了一次无用的穿行，但这穿行又指向世界的本质，因此他称该作品为福楼拜“最深奥”的小说：“《布瓦尔与佩居榭》是法国文学中最令人眩晕的小说之一，因为它浓缩了几乎所有的难题。福楼拜写作小说是一次抄写，小说中的人物也在做着抄写，并且最终他们又回到了抄写，整部小说就像是语言模仿的旋转木马。这种抄写的眩晕来源于语言，因为它们总是相互模仿……文学也大抵如此……文学不是内容的载体，而是语言的系统。”(Oeuvres: tome IV, 550－551)皮诺特说：“‘令人眩晕的’一词反复被［巴尔特］用来形容福楼拜的作品。《布瓦尔与佩居榭》不仅仅是‘愚蠢’这一命题的象征，也是语言之间相互关系的深刻体现。”(14)巴尔特认为《布瓦尔与佩居榭》的思想深度和复杂性不在于它的意义，而取决于它的文学本质，或者更确切地说——它的语言本质。因为文学是由语言构成的，文学被凝结在语言之中，因此文学的本质就是语言。小说中展现的语言的相互模仿决定了文本的相互复制、引用和吸收，即文本的互文性。人们只能无休止地在语言的符号之林中穿行，却永远不能触及它的实质，因为语言没有自然天生的、原始的本质，它是模仿和杂交的产物。文学也是如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