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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愚蠢” “愚蠢”是《布瓦尔与佩居榭》中最为醒目的标记，两个主人公是人类愚蠢和无知的典型。福楼拜1879年为小说拟定的副标题即为“人类愚蠢的百科全书”③。早在孩提时代，做着作家梦的福楼拜就把“愚蠢”看作是最有趣的主题，有学者甚至在福楼拜九岁时写的一封信中发现了这部小说的端倪。在这封写于1831年的信中，小福楼拜用尚存拼写错误的文字向他的童年伙伴宣告了他的雄心壮志：有一位女士总是给他们讲一些蠢人故事，他以后要把它们写下来。然而这只是简单的记录，还是别有深意的再创作，我们不得而知。直到51岁时，福楼拜才终于实现了围绕“愚蠢”创作一篇小说的愿望。小说中的两个朋友布瓦尔与佩居榭妄想读遍群书以掌握所有的知识，却在经历了一切之后变得一无所有。对于两个主人公的这项看似愚蠢透顶的事业，福楼拜在讽刺和嘲笑的同时又表现出了同情甚至钦佩，因为他看到人类自身既是“愚蠢”的制造者，又是“愚蠢”的牺牲品。 在付诸行动之前，“愚蠢”首先表现为语言。巴尔特第一个发现了福楼拜所指的“愚蠢”不存在于社会中，而寄生在话语本身。福楼拜去世后，人们在他遗留的档案材料中发现了《布瓦尔与佩居榭》最后两章的大纲，其中包括一部《庸见词典》(Le Dictionnaire des idées J4Y216.JPG)。作者以单词或词组为条目，以词典的体例进行排序。条目后提示的是人们在日常聊天中听到这个词或词组时应该说的话、应发表的见解和应有的反应，以讽刺小资产阶级的种种成见、偏见和定论。例如：“奶酪：要引用布里亚-萨瓦罕(Brillat-Savarin)的名言‘一道没有奶酪的丰盛晚餐犹如一个失去一只眼睛的美女’”；“秘鲁：那里到处都是黄金”；“文学：游手好闲者的消遣”；“自然：多美的大自然！每次去乡下都要这样说”；“维克多·雨果：他错就错在不该投身政治”；“甜瓜：饭桌上的好话题，它是蔬菜？还是水果？英国人把它当作饭后甜点，真令人惊讶”，等等。 《庸见词典》的内容包罗万象，有的直到今天还有现实意义。人云亦云的平庸是最合法最保险的，对于生活中可能遇到的话题，这本书将为芸芸众生提供方便，只要按照字母顺序查找所要说的话，就能轻而易举地成为一个入流的、体面的、受欢迎的人。当然，这是福楼拜的反讽，他真正的设想是搜罗并汇集所有充斥世界的蠢话、废话和荒唐话，以至于人们不再敢随便高谈阔论，生怕用到他收录在《庸见词典》中的句子。福楼拜曾雄心勃勃地幻想这本书将成为埋葬人类愚蠢的坟墓。然而，不但他生前由于“愚蠢”涉及的范围太广而未能完成这一工作，而且在他身后，“愚蠢”更如病毒般迅速繁殖和蔓延，至今人类也无法、大概也永远不可能找到防治这一病毒的灵丹妙药。人类的“愚蠢”无处不在，而福楼拜描写的只是冰山一角，因为“愚蠢”并不是个别人先天的智力缺失，而是全人类无法避免的劣根性。 “愚蠢”在福楼拜的笔下被化作“庸见”(idée J4Y216.JPG)，而在巴尔特的文本中它的代名词是“俗套”(stéréotype)或“俗见”(doxa)。小说《布瓦尔与佩居榭》第二卷的重要组成部分《庸见词典》早在1850年就已写就，而到了1852年，福楼拜在通信中兴奋地透露：他准备给《庸见词典》写一个前言，这个长篇前言可能是整整一本书——即随后诞生的《布瓦尔与佩居榭》。在《庸见词典》中，福楼拜总结了当时社会上人们对不同事物的普遍看法，这些看似有道理的定论实际暗藏了作家对小资产阶级的揶揄。巴尔特将《庸见词典》与他自己的《神话集》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是对大众文化中的“神话”即“小资产阶级的愚蠢”的“去神秘化”(démystification)。他强调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模糊关系，认为福楼拜时代的资产阶级其实已沦为今天的小资产阶级，因为后者为了建立自己的文化，以玩笑的方式贬低了前者的文化，形成了所谓的大众文化，也就是由“庸见”或“俗见”所构成的文化。 在围绕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萨拉辛》进行分析的作品《S/Z》中，巴尔特自然地联想到《布瓦尔与佩居榭》，将其作为“多容文本”的代表，置于“俗见”的对立面。他认为福楼拜通过运用不确定的叙述话语、回避结论以及反讽的手法成功地摆脱了“俗套”。在《今日神话》中，巴尔特以布瓦尔和佩居榭的名字为词根发明了一个新词“bouvard-et-pécuchéJ4Y209.JPGté”，意思是一时冲动，不知满足，手忙脚乱地不断尝试和改变。在《莫泊桑与不幸的物理学》一文中，巴尔特发现了身处同一时代的莫泊桑和福楼拜分别刻画的小资产阶级的不同侧面：前者着重讽刺他们的“无能”，后者则嘲笑他们的“愚蠢”。对巴尔特来说，《布瓦尔与佩居榭》是反映“俗见的写作”(l'écriture de la doxa)这一命题的典型范本。他于1970至1971年间所讲的研究班课程正是围绕这一命题，讨论了文学创作中个人习语(idiolecte)和社会习语(sociolecte)的关系。前者是作家个人风格的展示，后者则是一类人共同的历史、政治、文化印记。他以《布瓦尔与佩居榭》为例，指出这部小说正好集中体现了从抄写到庸俗语言的压迫等诸多问题。④ 事实上，福楼拜面对“愚蠢”的态度是模糊而复杂的：表面看来他在批评，实际却是假意的批评，因为他自己也身处其中。开始时，两个主人公是“白痴”，是作者鄙视和嘲讽的对象，然而随着写作的推进，他们变得和福楼拜一样，具有了发现愚蠢的慧眼并感到难以容忍，同时，他们对别人愚蠢的洞察并不能避免自己的愚蠢。这也正是福楼拜痛苦的根源：“布瓦尔和佩居榭渐渐侵袭了我的精神，以至于我变成了他们！他们的愚蠢成了我的，这使我筋疲力尽”(Correspondance: tome VII, 237)。两个主人公既是作家的代言人，又是作家的化身，他们的行为仿佛镜子内外的影像和实体一般相互重合。布瓦尔和佩居榭把福楼拜写进他们的书中，正如福楼拜把这两人写进他的书中。据考证，布瓦尔和佩居榭搜集的《名人蠢话录》中甚至还会出现福楼拜本人的句子，这种巧妙的“纹心结构”⑤令意义无休止地原地打转。巴尔特很早就发现，福楼拜笔下的“愚蠢”和“聪明”并不是对立的，有时甚至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福楼拜总是有意模糊愚蠢和聪明之间的界限，正如萨特所言：“对福楼拜来说，最糟糕的愚蠢，就是聪明。”⑥无独有偶，巴尔特也承认他对“愚蠢”既迷恋又厌恶，并同样在自己身上看到了布瓦尔和佩居榭的影子。他在《罗兰·巴尔特谈罗兰·巴尔特》中写道：“我的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愚蠢的，他知道可是却不说出来，似乎我就是自己的布瓦尔和佩居榭。”(Oeuvres: tome IV, 876)⑦ 福楼拜认为，“真正的愚蠢是试图作总结”(Correspondance: tome II, 239)，作品的意义应当始终保持悬而未决的状态。为了“让读者分不清被嘲笑的是不是他自己”(Correspondance: tome II, 238)，他甚至曾计划在小说末尾加上一个假的参考书目。福楼拜不但在作品的内容上尽量混淆判断，还从形式入手，大量采用自由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使读者难以分辨叙述者和人物的话语。同福楼拜一样，巴尔特也反对寻找单一和终极的意义，他对任何形式的意义的产出和堆积都持排斥态度。因此，他避免给小说中两个人物是否真正“愚蠢”下定论：“福楼拜嘲笑(他真的嘲笑吗？)布瓦尔和佩居榭提出关于天空、星星、时间、生命、无限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属于‘愚蠢’或简单(答案却是复杂的)的玄学：也许是真正的玄学。”(Oeuvres: tome V, 856)“愚蠢”有时并不是智力的不足，恰恰相反，是智慧的表现。正如《道德经》中所说：“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当人们自以为聪明时，“愚蠢”定在不远处潜伏，相反地，被认为“愚笨”的人却往往比“聪明人”有智慧。“愚蠢”和“智慧”相辅相成，正如我们可以在智者中见到疯子，也可在疯子中发现圣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