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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巴尔特解读福楼拜的《布瓦尔与佩居榭》(4)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外国文学评论》2013年 孙倩 参加讨论

    三、关于“风格的手工艺”
    早在巴尔特的第一部作品《写作的零度》(Le Degré zéro de l'écriture)中,他就注意到了福楼拜写作的特殊的历史性。1848年以前的30年间,法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洗礼,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酝酿着继1789年大革命之后的另一场深刻的、根本性的历史变革。社会的变革导致了人们意识的改变,继而影响了文学的变迁。1848年革命以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创作:在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时代,形式是统一的,不可分裂的;而到了1850年左右,作家的意识不再具有普遍性,他们必须选择或继承或拒绝过去时代的创作,这最初的姿态就表现在其对写作形式的选择,“因此古典时代的写作破裂了,从福楼拜到我们所处的时代,整个文学都变成了一种语占的问题”(11)。福楼拜与代表纯古典小说的巴尔扎克之间发生了“本质性的断裂”,在这种鲜明的对立中,福楼拜成为了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分水岭。传统的古典式写作重视情节和内容,而福楼拜所开创的现代写作则将语言作为着重关注的对象,内容退居其次。于是,福楼拜对语言的锤炼和形式的追求就仿佛对一件艺术品的雕琢,变成了“风格的手工艺”。
    在小说《布瓦尔与佩居榭》中,巴尔特发现了福楼拜对用词精准和描写细致的过分追求近乎“疯狂”:“我在《布瓦尔与佩居榭》中读到这句话,令我很高兴:‘桌布、床单、餐巾竖直地悬挂着,被木制的夹子固定在拉紧的绳子上。’我在这里体味到过分的精确,一种语言细致入微的怪癖,一种描述的疯狂(我们也可在罗布-格里耶的文本中读到)。”(Oeuvres: tome IV, 234)福楼拜对客观事物的准确描写令巴尔特联想到了新小说派的代表作家之一罗布-格里耶反对传统小说的写作技法,他提出建立新的小说体系,主张将人的主观和外部事物分离开来,着重冷静、客观、细致地对物质世界进行描写。巴尔特把福楼拜比作风格的艺匠,认为他奠定了一种艺匠式写作(écriture artisanale)的基础,即长时间地在作品的形式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就像室内的一名工匠似的,他加工、切割、磨光和镶嵌其形式,正像一名玉石匠根据材料以产生艺术,以便把个人的孤独和努力转化为规则时间内之劳动”(《写》:40)。这种艺匠式写作逐渐产生了一种魅力,正是福楼拜艰苦的文学劳动形成了他简洁典雅的风格。然而这种写作也无限接近“疯狂”。福楼拜出生于现实主义时代,和同时代的众多作家一样,他的写作是古典派的,易于读懂的,用巴尔特的话说,是完全可读(lisible)的;然而福楼拜式的写作“处于可读的极限,也处于语言疯狂的极限”(Oeuvres: tome IV, 477)。从写作本身的角度看,福楼拜是绝对的先锋派作家。
    作为公认的语言艺术大师,福楼拜以用词精炼、明晰和准确而闻名,然而巴尔特感兴趣的不仅限于他作品最终展现的语言形式,还包括他艰难的写作过程。通过阅读福楼拜的大量手稿和信件,巴尔特发现,对前者而言,风格的劳作是一种绝对的、长期的、不可言传的痛苦。因为他对语句的修改没完没了,不断地写作,修改,删除,再回到原点。例如,《布瓦尔与佩居榭》的创作历时十年之久还未完成,进展如此缓慢的原因之一是福楼拜不得不像他笔下的人物一样学习各种学科的新知识,然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他常常毫不吝惜地大幅删改作品,像西西弗斯滚石上山的循环一样不断地从零开始。巴尔特在福楼拜的通信集中发现了他于1874年即他刚刚开始写作《布瓦尔与佩居榭》时写给他侄女的一封信。信中,应这个小姑娘的要求,他寄给她该小说的第一句话:“由于三十三度的高温,布尔东大道静寂一片。”但同时他又加上:“现在,你不会再知道得更多了,从此刻起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将陷入困境,涂改文稿,心灰意冷,等等。”(12)然而就是这短短的第一句话,根据福楼拜的手稿显示,也经历了他多次的修改,就连“三十三度”这一数字,也是他反复推敲的结果。
    福楼拜对创作风格的精雕细琢引起了巴尔特强烈的兴趣,他专门为此写了一篇文章进行讨论,即《福楼拜和语句》(Flaubert et la phrase),收录在1972年出版的《新文学批评论文集》(Nouveaux essais critiques)中。在这篇文章中,巴尔特抓住了福楼拜自己的一段话:“我们只能通过残酷的劳作,通过疯狂的、自我牺牲的顽强,来完成风格的写作。”(《写》:132)在巴尔特眼中,福楼拜的写作是一个“历险过程”,而“残酷”一词正好揭示了其特质。从福楼拜关于写作经历的种种描述和评论中,巴尔特总结出了其风格“残酷感”集中所在的两点,即他之所以永不停歇地修改的两个原因:对字词重复的避讳和对话语衔接的苦恼,巴尔特将它们看作福楼拜背负的两个沉重的十字架。事实上,语句作为“风格的单位、作品的单位、生命的单位”(《写》:132),已经成为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存在,是不可能完成的。
    福楼拜对纯粹形式的追求和对文学乌托邦的尝试令巴尔特联想到了马拉美的《骰子一掷永远取消不了偶然》(Un coup de dés jamais n'abolira le hasard),这首诗建立在语句扩展的无限可能上。马拉美的“诗”包含了“语句”的无限变幻和膨胀,是语言的魔术;福楼拜的“语句”虽然能臻于完美却永远有修改的余地,是修辞的艺术。语句的自由为福楼拜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自此之后作家的兄弟和向导将不再是修辞学家,而是语言学家,后者所阐释的不再是话语的修辞格,而是语言的基本范畴了”(《写》:133)。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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