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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学奖不能成为腐败温床 记者：我记得您曾经提到过，现在的很多媒体会传达很多媚俗的、迎合读者的东西，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就您看来，作家，或者知识分子，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怎么负起责任来？ 阿来：对于中国来说，如果我们知识分子都把这个责任放弃了，那就是一种彻底的崩溃。责任感这个词，在中国谈，可能很多读者都不相信，因为此前很多人谈“责任感”，都是虚假的，是唱高调，并没有真正打算实行。如果以后多一点那种说了话就能够去实行的，也可以唤起读者的信心，觉得至少有一部分人说一些庄严的词时，是认真的。 记者：对于您而言，读者的信心应该早已不是问题。比如，在2014年，您对鲁迅文学奖授奖结果提出的一些问题，得到了网民几乎是一边倒的响应。 阿来：因为那（提出那些问题）并不是为了我自己，当我这样的劳动被一种官僚主义的形式所湮没，造成的就不仅是对我一个人的伤害了。这个奖，我已经没得，对不对？我就算再多说也不可能获得，甚至将来也没有可能了，把将来的路都堵死了，我可以放弃，但真实情况一定要公诸于众。 我并不是一个特别激烈的人，也不是要发泄什么，但我是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唤起我们评论者，唤起我们的读者去关注。拿多少钱，得多少奖这种事，对我来说，就像我问过读者的一个问题：你们说是文学史的时间长，还是拿稿费的时间长？当然是文学史很长。中国人是从五四时代才开始拿稿费的，之前就没有稿费制度，也没有出版社，谁给你付钱，自己写的书还要自己印了送朋友。文学奖的历史就更晚，外国人大概有一百多年，中国也就几十年。 那过去的人为什么要写作呢？李白杜甫他们为什么要写作呢？虽然这样想可能有点自我安慰的意味，但通过这种方式，我想让读者也关注文学创作本身。 文学奖的意义本来就在于向读者推荐最好的东西，但现在连这个目的都达不到。 记者：像国外的文学奖，诺贝尔奖，芥川奖，每年都能推红一部书或一位作者。中国从前办文学奖，比如《尘埃落定》获奖的那个时候，也是可以做到相对公正的。 阿来：我们现在的文学奖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文学上必然存在不同的流派和观念，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忠诚于自己的文学观，完全没有问题。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就是各种关系和利益的调和。而且，如果是民间办的文学奖，想给谁就给谁，都没有问题，无非是一个企业、一个老板的玩票，玩的是自己的钱。但官方的文学奖就不一样，它用的是国家的经费，是国家机构在代行国家的职权，你不能滥用，滥用的话就是腐败。 四、中国人缺的不是信仰，而是基本的道德 记者：关于当今社会存在的很多负面的现象，道德真空的现象，有人认为，这是一种信仰缺失的表现，您怎么看待这样现象？您个人在信仰方面是什么态度。 阿来：我读过很多佛经，现在每天早上起来还是会像做功课一样地读，但是我觉得它仅仅是一种哲学的方法论。你可以想想，我们已经被国啊族啊这些概念所规制，如果你加入一个教派成为信徒，意味了又多了一个集体身份。而且，我们又不能直接和神佛对话，都是通过一些他的代理人来传达，代理人一般都是不可靠的。现在我们缺少的并不是信仰，而是一些最基本的道德伦理，最基本的规范。中国社会个人很难承担起道德的责任，首先这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比如官僚机构如果希望老百姓遵守一些准则，那他们首先自己就要做到。 记者：您在创作和搜集素材过程中，可以说是对藏区或其他民族地区的民生有着非常深的了解，对于一些地区性民生问题，除了政府举措外，民间的慈善救助也有很多，比如给藏区的孩子送衣服送书包等等，从您看来，这些慈善行为对当地人的生活有多大程度的帮助？ 阿来：说到慈善，其实我也在有限地做这个事，但做得要更深入。我最近在写一部小说，会讽制一些浮光掠影的慈善。但现在慢慢有一些人在真正不声张地做慈善。我刚刚就收到一个短信，提到在玉树做的一件事，希望我可以参与，我9号回去时就会着手这件事。对于藏区孩子来说，没有书包又能怎么样，也可以读书。 记者：像您读书的经历，就是这样过来的？ 阿来：对，在我读书的那个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是，确实有比较好的老师，因为那个时候工作是国家硬性分配嘛，有来自上海等大城市的老师，在我们那个地方一待二三十年。这一点现在就很难做到了。这就又回到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这个问题上了，如果说民族地区的学生在考试上受到照顾，但在教育资源上，怎么就没有照顾呢？ 记者：我们知道您除了写作相关的身份外，还有一个人大代表的身份，就这些民族层面的问题，是否考虑过通过一些提案的方式尝试解决？ 阿来：人大代表的提案，如果要解决一些小的问题，是可以办到的，但我们讨化的事实际上是制度设计的层面，这些需要更有效的手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