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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看民族问题，要站在更高的维度上 记者：感觉上，不论您在写作上，还是思考上，都能做不仅仅站在自己民族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这种超越是怎么做到的呢？ 阿来：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故事，主角是一个华裔历史学家，华裔，意味着他的居住地已经不在国内了，而且，他在美国有着比较高的成就。有人就问，为什么你到了美国，就能做出比生活在大陆的同时代人取得的成就更高？是不是美国的环境更自由？他回答说不是。他的解释是，在到了国外之后，我突然意识到人有不同的维度。在中国，我们过去一直只注意一个维度，就是国家民族的维度，强调自己的所属，强调集体。其实，还有一个维度比国家更小，是个人；但同时又有一个比国更大的维度，人类。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不仅是属于国和族的人，我们还是个人，同时，我们也是人类的一部分。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在看待一件事的时候，就有了三个不同的角度。 在国与族的概念中，有时候就会涉及到，为了集体的利益，把个人牺牲掉，那我就要想一想，如果真的值得我当然愿意，但是如果不值得呢，如果只是操纵这个国与族的一部分人要把我牺牲掉，我干不干呢？第二，国与族的所有道理都是对的吗？历史上所有战争都是国族之间发生的。在这种时候，只有站在人类的角度，你才能把事情看清楚。 记者：立场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民族之间如何尽量避免误读。比如在驴友们眼中的西藏，其实就和真实的西藏有很大差距。在那些千篇一律的游记里，人们往往误以为西藏这个民族是一个宗教，一种单一的文化…… 阿来：这就是我为什么愿意开这个专栏（腾讯《大家》专栏），刚好，这些年，我写了一些考察不同地方的行记。文化的多样性，不止存在于不同民族之间，一个民族的内部，也是有多样性的。这对中国人来说很好理解，光是汉族，就有着那么多的方言，北方还好一些，在南方，可能几十里地就有一种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地区，历史不同，对家国的认同程度也不同。这种民族内的差异性，在我今年的专栏里每一篇都有描写，这个话题，大概会写一年，十二篇。（记者注：阿来先生的《武威记》、《平武记》、《山南记》、《丽江记》将于近期在腾讯《大家》频道连载，敬请期待） 记者：这个新的系列，有一个整体的名称吗？ 阿来：名字还没有想，但话题已经确定了，而且都会用差不多是纪实的方式来写。虽然我更擅长讲故事，但形式还是要由内容决定的。如果用小说这种委婉的方式来讲，大家会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虚构的，不真实，第二，更高层级的读者会从小学美学的语言、修辞、形式来看，反而对小说关涉到的内容和观念会疏忽。在写《瞻对》的时候，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是用小说还是用纪实形式，最初我是想写小说的，但是在拿到所有的材料以后，我觉得不需要（用小说的形式）了，这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现实比想像还要复杂”，就《瞻对》这个题材来说，可以说历史和现实都比想像复杂。 记者：就《瞻对》的历史价值而言，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一个是之前我们提到的借鉴，就是如何避免历史的不断重演，另一个方面，是历史会有不同侧面，对同一件事，每一个人的记录可能都不同，这一点您在写作时是如何处理的？ 阿来：我就是把不同的材料放在一起梳理，采用哪些，不采用哪些，给出判断。但其实这些材料背后的基本事实是一样的，甚至有些事实是通过把不同材料拼接起来得出的结论。 记者：那么如何辨别材料的可信度？比如官方材料和民间材料的差异？ 阿来：官方材料也是有很大可信度的，毕竟那个时代没有新闻通稿，很多东西都是写给自己看的，或者大臣写给皇帝看，皇帝再作出批复。那个时代也没有媒体，政府也没有什么宣传的考虑，所以虽然里面肯定包含着一些自以为是的东西，但作伪的可能毕竟少一些。但是它存在一种问题，就是直接处事的官员们也会像现在很多官员一样，瞒报啦，推卸责任。 记者：您写的作品其内容都是关于民族题材的，这些作品整体而言，在不同民族的读者之间得到的评论反馈，是否会有明显差异？ 阿来：都一样。当然，每个读者都会有自己的预设立场，而且大部分读者都会有一个国族概念的认同，如果你写的东西不符合他的预设，他就要骂人了。包括汉族的读者会说，你怎么可以这么写，藏族的读者也会说，你是藏族人，怎么可以站到汉族的立场去写东西，我说，我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说的，我的写作早就突破了所谓“少数民族写作”的思维方式和路数。但所有的这些反应，都是在我预见得到的，我知道它必然会发生。 记者：在中国，像您这样能够站在民族文化互通角度的写作者，感觉应该并不多？ 阿来：非常少。 记者：这种情况下，是否会感觉到自己负担了一种重大的责任？ 阿来：我也没有觉得责任有多大，毕竟一个人写作到一定程度，有些责任自然而然就担起来了。对现在很多年轻作者来说，写作就是一种艺术活动，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责任。但写作就是这样，当一步一步把你引向深入的时候，它最终会让你意识到，有些责任是你想逃避都逃避不了的。那么我们就承担下来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