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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舒晋瑜 采访者：舒晋瑜 受访者：徐则臣 一部看上去貌似生僻艰涩的小说《耶路撒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被评论家誉为是70后作家迄今最具雄心的长篇作品。作者徐则臣力图全景式地观照70后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出的生活现状和精神困惑，探索他们进入中年之后的心路历程。 该书自出版以来，已先后获得腾讯书院文学奖、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奖等。《耶路撒冷》外文版权代理由安德鲁·纳伯格联合国际有限公司取得。这种意想不到的收获，使徐则臣的写作更为自信。他的写作是循序渐进的，从短篇、中篇到长篇，这个历练保证了他对每一种文体都有一种基本的平衡感。他不掩饰自己写作的“野心”，因为如果眼不高，手便会更低。他希望自己的这部小说完成后，这个题材别人就可以不必写了。他用这个想法激励和督促自己。 记者：小说的结构采取了人物小传式的结构，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每一章都以故事的主人公命名，并且在景天赐为中心，前后故事的主人公是对称的。这么富有匠心的设计，使我猜测你在写作开端就画出一副人物关系表。 徐则臣：这个结构的确是写作之初就设计好了，我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人物关系表。倒没有刻意要去做一个关系图，构思多年，在心里盘桓久了，人物自己就慢慢浮出了水面。这个对称的结构是想突出一个人的死对这群人的重要性。景天赐很小就死掉了，但他很多年里都坚硬地矗立在活着的人内心最隐秘的角落，他们在“到世界去”的过程里，一直是扭着头盯着这个死去的发小，而“到世界去”意味着“出故乡”，也意味着“回故乡”，这一出一回，都以景天赐为原点，所以用了这个对称的、人物小传式的结构。当然，这样的一个结构也跟我对当下世界的理解有关系，网络时代，高度发达的科技和资讯，世界是平的，也是透明的，就一件事而言，说是历时性的，毋宁说是共时性的，小说的结构也力图印证这一理解。 记者：《耶路撒冷》以开放的视角描述70年代人的命运，标题却是《耶路撒冷》。这是必须的吗？我想如果一般的70后作家的写作，多会止于向“内”的视角。然而“耶路撒冷”出现了，它的出现，有何更深的寓意？ 徐则臣：在我，是必须的，我找不到比它更合适的题目。我写小说，多半先有题目，题目取不好，写不下去，题目规定了我写什么、如何写。在小说整个写作过程中，我一直笼罩在这题目的气场下，这种感觉让我相信，取对了。向“内”有两种：一是局限于自我的“内”；二是深入自我的“内”之后再出发，源于“内”又超越“内”，进入一种更宽阔、复杂、普遍意义上的，具有质疑、反思和寻找能力的“内”，《耶路撒冷》是朝这个方向努力。耶路撒冷跟宗教有关，但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信仰的象征，一种理想主义，一种能够让我们内心安妥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内心里都有一个耶路撒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