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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克:生活再艰苦、现实再困难都不会影响我内心的美好(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学报 newdu 参加讨论

    不像现代人,一天到晚为生活奔忙,哪来什么诗意。所以说,要诗意,你就得不能太紧张,你就得让生活慢下来,多干点自己想干的事情。你要拥有诗意,你首先就得有自由。
    记者:有评论说你是一个真正的“浪荡者”,在20岁之前就给自己定下了“流浪者”的形象。
    芒克:时代不同啦。我们那一代人吧,和现在完全是两回事,那时家里子女多,没人管束着你,随你怎么有发展,整一个就是放养的,所以就比较野。到了“文革”,没让上学,倒是给了我们另一片天地。当然你要说自由,说浪荡,那也是美化了,特别是刚开始去白洋淀插队时,那是真的特别迷茫,啥也不会干。还有更迷茫的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
    记者:就这样懵懵懂懂写起诗歌来了?
    芒克:现在能查到的我的诗歌,最早都是1971年写的,不过之前一年就萌动写诗的感觉了。现在想起来莫名其妙的,我自己看早期的诗,都怀疑那是我写的吗?我要写这些干吗?当时我们写诗,就是打破一切常规,很自由地去想象,根本就没想过要去借鉴什么古典的、现代的诗歌,就是随意去写,也不想给别人看。我记得,那时写了一组九首诗,只留下了《渔家兄弟》和《葡萄园》收在诗集里,其他都弄丢了。
    记者:前面你说到了“垮掉的一代”。在那个时代,你们还受了哪些西方思潮的影响?
    芒克:现在很多人对我们那时有误解,以为我们没什么书读。实际上,别看我们没上过什么学,阅读挺丰富,那时经典的著作都有翻译,只是老百姓都读不到,但很幸运,我们读到了。除了“垮掉的一代”,叶甫图申科的诗歌什么的,差不多国外发生了发表了,我们同时就知道了读到了。那时,我们还读《洛尔迦诗钞》《马雅可夫斯基全集》《草叶集》之类,还有普希金、莱蒙托夫、勃洛克、叶赛宁、泰戈尔的一些诗。小说也看了不少,像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雷马克的《凯旋门》等等。传统写作的像德莱塞、莫泊桑、左拉,那个时候也看了不少。那时候书少,现在过剩。现在书太多,还得选着看。
    记者:你插队时期,写诗写得很过瘾吧。
    芒克:不只是我,那时我们都痴迷于诗歌,也是相互影响。那时,我和岳重,也就是根子,还有多多一起在白洋淀插队,我们大家都写。后来经过朋友介绍,我认识了老北岛,也是因为一起写诗成了很好的朋友,再后来才有创办《今天》的事。反正那个时候大家都一样,拼命写啊写的,就是写了,也不可能得到什么,还在那儿坚持写,也不知为了什么,就是一个劲儿写。1973年我写得最多,存下来最多的也是这一年。还写了几首长诗,《绿色中的绿》《主人》,还有一首《第二十三个秋天》,都有上百行、几百行的,应该是我当时最主要的作品,大概是因为太长了吧,没见谁传抄,烧了就烧了,没了就没了,留下来的都是短句,短句好记啊。能留下来的也都很偶然,要不是有人留下来就都不记得,就没这段历史了。
    《阳光下的向日葵》也是七十年代写的,1983年出诗集时又重新做了修改。跟《天空》《秋天》是同一类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心迹,就那么写下了,后来倒成了代表作,这是我没想到的,我自己都没当回事。那时写的诗都是向上的。性格使然吧,生活再艰苦、现实再困难都不会影响我内心的美好,我一直觉得生活挺美好。
    记者:插队完了回北京以后,还觉得挺美好吗?
    芒克:我1976年1月回的北京,等着国家给分配工作。等到10月份,给分配工作了,是一家国营的厂子,北京造纸一厂,我当了国家工人了。厂房里的环境不好,一天到晚都是震耳欲聋的机器声,隔着一点路,都听不清说话声。这段时间也没怎么写诗。
    记者:一般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能写得了诗歌?
    芒克:我得在那种特别安静的状态下,才能写得了诗。最好是独自生活的状态。反正写诗得特别静才行,只有静,你写的东西才会比较深。要生活太折腾了,那也写不了诗。
    记者:等到1978年底北岛邀你办《今天》,那股写诗的热情又重新焕发起来了?
    芒克:那时候我很瘦,很灵活,外号就叫“猴子”。英文里,猴子就是“Monkey”么,老北岛就说,你就叫“芒克”吧,“Monkey”的音译。北岛的名字怎么取的,说来也简单,他出生在北京,出版过诗集《陌生的海滩》,里面有一首《岛》。再说他又是很孤独、独立的性格,那就叫“北岛”吧。“北方的岛”,那种孤立的感觉,很符合他的形象。
    后来,我收到了工厂的一封信,盖着章的,说我旷工几百天被开除了。那时候被开除是个什么概念啊,相当于被判刑了,工厂门口都贴着大海报。我倒没什么,我父亲不乐意了,他当时是国家计委干部,是高级工程师,老派的知识分子,哪能受得了这个,就跟我闹翻了。
    记者:你们这一代人,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某种意义上扮演了“弑父”的角色。
    芒克:要是没有插队,没有“文革”,要是这些事都没发生,那我大概不会去写什么诗,也不会有后面的那些经历。
    记者:你父亲读过你的诗吗?
    芒克:他没读过我的中文诗,读过我翻译成日文的诗,他懂日文、英文,懂好几种语言,看书都是看的外文书。那时候他快去世了,我回家去看他,我也好久没看他了。我看他捧着一本书,就是我的日文版诗集。我心想,他终于看我写的东西了,还是偷偷摸摸地在那儿看。他到死也不知道,我看到他读我的东西了,反正那一刻,他是真正感动到我了。这辈子,也就这么一次我被他感动了。
    诗太短无内涵,诗太长容易散
    记者:后来有一段为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文坛轶事。阿城、栗宪庭和你,你们仨办了一个东方造型艺术中心。
    芒克:1984年,阿城找到我,说我们一块儿办个公司吧,就是你说的这个东方造型艺术中心。阿城当经理,当时也就给人搞城市雕塑什么的,我们请来的人都是很先锋的,有一回,给秦皇岛设计了一个大凤凰,都没人看得懂,也就没通过,钱也没挣着。后来还出了好几档子这样的事儿,阿城说,咱们就散伙吧。
    记者:但这之后不久,你迎来了另一个诗歌创作的高峰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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