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乔纳森·克拉姆尼克在1998年出版的专著《建构英国经典：印刷资本主义与文化历史，1700—1770年》中借鉴安德森的“印刷资本主义”等社会理论，研究了印刷术(传播科技)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生产关系)的耦合对塑造英国经典的早期形态所起的作用。克拉姆尼克认为，英国经典形成的标志是斯宾塞、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三人经典地位的确立，他们的作品成为衡量现代文学成就的尺度[5]。“印刷资本主义”通过创造出一个以印刷品为纽带联结在一起、大范同交流互动成为可能的大众阅读群，促成了哈贝马斯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而在18世纪的英国，这个“公共领域”的争论不仅聚集在政治议题上，也聚集在文学趣味的问题上[5]21-23。前面所说的诗人三巨头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进入英国文学经典。克利弗德·西斯金发表于1998年的专著《书写的作用：1700—1830年间英国文学与社会变化》也研究了包含印刷技术在内的“书写”如何决定18世纪英国文学经典的具体样态。西斯金的“书写”概念不仅仅指作家个人创作，而是包含“写作、印刷和书面阅读整个体系”[6]。根据他的观点，“书写”这个新的技术力量不仅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而且还让英国人重新对“农事诗”和“抒情诗”感兴趣，使小说成为主要的文学形式，却将女作家排除在小说经典的打造之外。西斯金这本专著最大的问题是以社会学理论为本，对文学作品的选择、比照和阐释十分随意②，逻辑推演相当牵强，文风晦涩难懂。 经典的构建与大众市场消费间的关系也是研究英国文学经典常需涉及的问题。劳伦斯·利普金在1970年的《十八世纪英国对艺术的梳理》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英国艺术经典(包括文学经典)的打造始于18世纪早中期，这段时期英国人对艺术的态度发生了富有意味的转变，从以前偏重于“艺术”(art)的实用功能转向“艺术”的美学内涵与表现，研习艺术逐渐成为一种可以娱情的兴趣、一门独立的学问。但是，当时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普通大众在欣赏美术、音乐、诗歌等艺术方面亟须有关权威的指导③。于是，在市场需求的召唤下和撰写史书的浓厚氛围中，英国的学者开始梳理过去的艺术遗产，追溯其源起和发展，对作品加以整编和排序，为讨论艺术厘清一套术语。同时，这些批评家和学者也带有个人目的：为自己的创作寻找新的灵感源泉，为自己所认同的创作理念寻找依据。利普金把18世纪梳理艺术的著作分为两类：一种是侧重原始材料和研究工作的概览性著作，另一种是带有价值评判、着眼于统一性的建构经典的著作。在文学方面，前者以沃顿的《英国诗歌史》为代表作，后者以约翰逊的《诗人传》为代表作[7]。 克拉姆尼克的专著《建构英国经典》把利普金书中作为模糊背景存在的市场运作推向了前台，将市场消费阐释为影响经典形成和修改的动因。作者在前两章概述了从18世纪早期到中期英国人的“文学进化观”如何向“文学蜕化观”转变，强调“品味”和“崇高”的“审美主义”批评如何与强调语文功底和语言难度的“历史主义”批评相互作用，产生了英国文学经典。作者指出，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早期，很多英国批评家认为包括乔叟、斯宾塞在内的早期诗人诗风粗粝，用语古奥、鄙俗、粗蛮，难以与现代作家的语言相媲美。本着“文学进化观”的理念，艾迪生在18世纪早期为《旁观者》撰写了大量评论和鉴赏文章，将包括《失乐园》在内的文化产品推向大众阅读市场，做了大量宣传普及文学“品味”的工作[5]22-65。艾迪生的鉴赏文字以绅士和女士为对象，着重阐述“巧智”、“愉悦”、“想象”等问题，不可避免因为过于强调“优雅”而把《失乐园》的气质阴柔化[5]77。当时的批评家都过于看重“阴柔的品味”[5]39，将它作为培养贵族、士绅等群体的目标，以它来吸引大众阅读文雅的作品，并贬低更早期那些所谓的“粗蛮之作”。但是到18世纪中期，《失乐园》等诗作已成为大众消费品，严峻的问题随之产生。任何消费者，只要具备了适当的条件，都可以成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权威。女性读者越来越与文化的商品化交缠在一起，更是增添了大众文化市场的柔媚景象[5]40。 此时，知识分子无疑察觉到地位受到威胁，自己正面临着市场文化所引发的危机。他们抱怨同时代的人欣赏品位下降，趋于恶俗，大众为追求“文雅”所带来的琐碎乐趣，而抛弃了更为宏阔和崇高的诗意想象。艾迪生打开了文化产品走向公众的通道，但他做得太过于成功，几乎使打造经典成为受市场操纵的行为。为夺回文化资本，重新确立在英国文化中的优越地位，托马斯·沃顿等把目光投向英国历史的深处，从中挖掘出仅有少部分人经过教育或培训、凭学识和语言功底才能理解欣赏的文学文本，如《仙后》[5]139-144。还有一些包括约翰·厄普顿在内的学者致力于以历史主义的原则来整理和编辑莎士比亚的作品，反对文本受“过于优雅的品味”[5]96所浸润。而早些时期被女性化、小说化的《失乐园》，此时也在爱德蒙·伯克的崇高理论重塑下，逐渐披上了阳刚、高贵的诗学外衣[5]77。18世纪中期很多学者和批评家开始呼吁重新认识较早时期作品中崇高而壮观的气象，但同时又强调，只有具备学识和语言能力的读者才能真正看懂这样的作品。于是出现了从“下里巴人的美学”(an aesthetic of accessibility)向“阳春白雪的美学”(an aesthetic of difficulty)的转向[5]76，“阳刚的气质”被置于“阴柔的品味”之上。克拉姆尼克认为，恰是这样的现代文化危机导致了斯宾塞等诗人重现天日，跻身经典。所以，总结作者的观点，可以说是文化产品推向市场供读者消费这个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危机才促成了英国经典的形成。 把文化产品转变成为大众的消费品，与英国美学的兴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学者在论及经典与市场消费的问题时，也必然会论及经典与审美批评的关系。克拉姆尼克就在《建构英国经典》中专门论述了从沙夫茨伯里到凯姆斯勋爵的美学家如何用“品鉴理论”(taste theory)给作品和诗人罩上经典的光环。帕悌的论文《十八世纪开创经典》指出，虽然“美学”这个词直到19世纪30年代才用在艺术和美的事物领域，但是早在18世纪英国已经出现与“美学”很相近的观念，即“品鉴理论”。“品鉴理论”去除了“艺术”这个宽泛概念中的“制艺”、“手艺”内容，将其领域限定在那些诉求于人的感官(尤其是视觉)而非人的理智，需要用人的“审美力”或“品味”来评判的门类[3]21-29。具体到文学领域，批评家用以评判诗歌的标准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诗评家认为诗歌所给人的不应是有用的知识，而须是纯粹的美的感受。诗人开始把“想象”而不是“记忆”当作缪斯的母亲，也不再以传扬学识和探讨公共事务为职分，却成为“文学孤独”的化身。相应地，在18世纪中期打造文学经典时，学者和诗人抬高了抒情诗的地位，贬低了说教诗的地位；田园诗的地位自文艺复兴后，又重新占据高地，农事诗则与其他说教诗的地位不变[3]25-29。 虽然特雷弗·罗斯认为英国文学经典的打造始于中世纪，比克拉姆尼克等人所持的观点要早数百年，但他在《从中世纪到十八世纪后期英国文学经典的建构》一书中实际上也论及了经典的建构与消费文化以及美学的关系。他从诺斯洛普·弗莱关于文化与读者关系的假设出发，参考理查德·罗蒂等理论家的“认知转向”观点以及沃尔特·J. 翁等学者的英国批评话语转向研究，并在借助史蒂文·科纳的文化价值理论模式的基础上，对英国文学经典建构的演变史加以追溯。罗斯认为，经典的建构在不同性质的文化中所服务的目的并不相同，其表现形式在长期历史过程中也出现了演变。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期间英国文化是一种“重修辞文化”(rhetorical culture)，经典的打造是以作品的生产为导向，偏重“工具主义”和“当前主义”，呈现单一性、排他性和和谐性的特点。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决于是否有利于塑造其所处时代的生力和气质，是否有利于同时代共同价值的传播，实现社群的“大一统”理想。从17世纪开始，随着印刷业发展，“重修辞文化”开始向“重客观文化”(objectivist culture)过渡，经典的打造以作品的消费为导向，偏重“审美主义”和“历史主义”，呈现多元性、差异性和等级性的特点。在这个新阶段，批评家把文学作品看成是独立自存，具有内在价值的实体，消费者的审美活动虽有“自我塑造”的功能，却不再担负促使“更宏大的社会与道德形态”[8]生成的作用，所以批评家所担任的是教给消费者“观察、反思和‘挖掘’的技巧”，他们将文学作品的价值定位在最耐读，“不易于被挖掘见底”[8]211。在“文化资本”兴起的背景下，阅读经典变成了精细而敏感的消费过程。罗斯认为，约翰逊的《诗人传》和沃顿的《英国诗歌史》都是全新的“职业化的批评专著”，目的在于建构一个多元化的经典，把诸如乔叟、斯宾塞、莎士比亚、弥尔顿、德莱顿、斯威夫特和蒲柏这些迥然不同的作家都涵纳其中④。 特雷弗·罗斯还曾在《版权与传统的缔造》一文中研究过版权法与经典之间的关系[9]。英国早在1710年就通过《版权法》，但因为与《普通法》中有关私人财产的条款相矛盾，在司法判决中，常受到《普通法》的挑战。当时出版商间的官司很多就是围绕经典作品的刊印权。社会上关于是否应允许出版商享有永久版权的争论沸沸扬扬。1774年，经过60多年的波折，《版权法》的法律地位最终确立，作品原创性只是在一定期限内受到法律保护。永久版权的废除，打破了部分人对思想文化成果的商业垄断，把经典作品交还给了包括作家在内的广大社会成员，而且，这在法律上肯定了所有作者都有权利用其他人的思想参与文化创造。通过这场争论，普通大众和作家都更加深刻感受到这一点：所有人都是在特定的社会语境和文学历史中写作，再具有超越性和独创性的经典作品，其思想也仍可以追溯到某个特定的文化渊源。这推动了现代文化语境中“传统”以及“经典性”观念的形成。 关于经典的形成与民族主义动因之间的关系，温布洛特在1993年发表的专著《大不列颠的子孙：从德莱顿到奥西恩英国文学的兴起》[10]中有过详细论述。这本著作探讨了从17世纪60年代到18世纪60年代英国人如何在定义民族和文化身份过程中建构本国文学经典。温布洛特采用比较文学的视角，展示了一百年间英国艺术家和教育者如何逐渐淡化古典文学的价值和标准，而将目光转向凯尔特文学传统和希伯来文学传统，以抗衡古希腊罗马文学经典，并将这两大传统转换为本土的声音，推动了英国本土文学的繁荣，形成一种自信的多元化民族身份和多样化的现代文学经典。温布洛特突出了英国人建构经典的“竞争”意识，即打造现代文学经典，并非仅是对古人的模仿，而是在模仿中蕴涵着竞争的态势。除古今比较之外，温布洛特还突出了横向比较，即英国人将本国的作品与同时代的法国作家作对比，在对照和权衡中将一大批不列颠的优秀“子孙”选入经典。 也有学者阐述过18世纪的文学教育与经典建构的问题。理查德·泰瑞驳斥了众多英美学者所默认的观点，即教育体制内的教学活动，只有在文学研究实现专业化以后，才与经典的形成发生关联。泰瑞指出，纵观18世纪，可以发现文学在中小学和大学的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最早是作为培养演说等专业技能的练习材料，到后来逐渐与培养“品味”(taste)结合起来[11]。泰瑞同时也承认，18世纪的文学教学以功利主义为基本取向⑤，兼顾审美，但这符合18世纪英国人对“品味”的看法[11]214-215。约翰·杰洛瑞也曾在专著《文化资本：论文学经典的建构》中对18世纪的文学教育与经典的关系做过研究。他以托马斯·格雷的《墓园挽歌》为案例，仔细检视了这首诗成为文学经典的历史情境，主要围绕俗语读写的空间和时间，涉及《墓园挽歌》与熟语读本的关系、《墓园挽歌》与18世纪中期的教学改革、格雷在诗中对自我身份的伪装和当时中产阶级自我认同的关系[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