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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北地域文化研究”（10&zd071） 作者简介：杨丹丹（1980—），男，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1956年，在国家现代化运动的驱使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北大荒”成为普范性诉求，从政治精英到普通民众，都将“现代化”建设纳入视域中。10万复转官兵进驻“北大荒”，组建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为推动“北大荒”现代化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些转业军人不但给“北大荒”带来了一场经济大转变，更掌控了“北大荒”文学运动的主潮和话语权，在他们当中聚集了一大批有知识、有文化、有文学创作经验的官兵，并成为“北大荒”文学创作的主体和主导性力量，涌现出梁晓声、张抗抗、肖复兴、陆星儿、韩乃寅等一批兵团作家，开掘了“北大荒文学”重新崛起的入口，拓展了“北大荒”的精神文化区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北大荒兵团文学”。 一、“北大荒生活”与“兵团文学” “北大荒生活”从北大荒文化内部滋生出来，远离现代文明的入侵和浸染，在时间上始终处于一种凝滞状态，在空间上具有地域封闭性和超强的稳定性，与北大荒独特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民风民俗、生活习性、复杂多元的文化构成、粗犷强悍的文化品格、黑土地的文化情怀、开拓进取的文化精神、求“大”尚“奢”的文化氛围、重“实”轻“文”的文化取向等因素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同时，这种地方性生活在时间推移下逐渐生成为一种“知识观”和“知识系统”［1］，并渗透和植入到集体精神世界，成为掌控和支配个体日常生活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回到地方性文化的知识系统中，运用他们的认识途径和分析逻辑——比如他们自己关于罪恶、对错、权利和责任的界定、分类以及建立起来的各种规则等等——作为描述事件的基本理路”［2］107。也就是说，“北大荒兵团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以北大荒的“地方生活”和“地方知识”为叙事准则和叙事肌理的，是北大荒“地方生活”和“地方知识”的文学讲述和叙事形态。例如，在北大荒兵团文学中经常出现极具北大荒地方性的流民和移民形象及其生活场景。流民和移民在东北历史上有着清晰的流脉和谱系，周、秦以前，东北就已经存在关内汉人迁徙现象［3］。从西汉至清朝，东北一直作为流放地，随着流人的逐渐增多，一批流人逐渐演化为本土居民；同时，清朝时期发生了向东北进行移民的“闯关东”潮流，一些关内移民为了生存进入到北大荒，并逐渐融入本土生活中，成为创造北大荒文化的一部分。20世纪50年代，北大荒移民已经达到4 500万。流民和移民在北大荒存在、发展和演化过程中建构了北大荒独特的多民族谱系与多元文化形态，北大荒文化在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同时，又发生了流动性的变异，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呈现出多元与一体融合、开放与兼容并存、进取与保守共生、同化与变异共存的特点，并成为塑造北大荒社会和北大荒人的文化基因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对“北大荒兵团文学”中的流民和移民形象的塑造和阐释承载了国家开发北大荒的政治话语，重构了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兵团不同于因为生存境遇而发生的人口迁徙，而是在国家政治话语的召唤下，按照军队体制组建和迁徙到北大荒的。兵团中的每个个体都必须接受军队文化的规训，在价值观念、道德信仰、行为方式上要与国家政治话语保持统一性。但兵团又与军队有着内在的差异，它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和生产开发，这就需要兵团在生产中与北大荒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生态发生关联，需要借鉴和挪用北大荒文化进行经济生产，而北大荒流民和移民在历史中形成的勇于开拓、富于冒险、不畏艰辛的文化精神与兵团的政治诉求相契合。因此，“北大荒兵团文学”对移民独特的生活经验、情感体验和价值观念呈现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同时，“北大荒兵团文学”中的流民和移民形象也暗含了兵团作家的精神指向和道德观念，梁晓声、肖复兴、陆星儿等兵团作家作为响应国家号召的知识青年，将自己的青春理想和精神信仰投射到北大荒这片土地上，构建现代化的北大荒成为他们现实人生的真切愿望，而东北历史上移民的传奇经历和不朽人生与这些知识青年的愿望相吻合。因此，塑造北大荒移民形象就成为他们的内在诉求，或者说，北大荒移民成为他们展现自我精神价值和塑造自我形象的一个中介；同时，“北大荒兵团文学”中的移民形象是北大荒文化的一个恒久和稳定的隐喻和符号，移民形象使北大荒本土文化能够在国家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的共同编织中仍然能够保持北大荒文化的本土性和本真性。无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如何将现代化意识灌输到移民的精神世界中，知识分子话语如何对移民形象进行符合自我崇高形象的篡改，从移民的现实生活、行为方式、日常语言、精神信仰中，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原生态的北大荒文化带给我们的精神冲击力和思想震撼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