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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从20世纪末起，英美学界开始大规模关注英国文学经典化的源流问题。从事这项研究的学者拓展了“经典化”这个概念的适用范围，并将英国文学经典化的起始时间推到了18世纪之前。他们采取美学－哲学研究路径或文化物质主义理论，考察了英国文学经典建构与印刷技术、消费文化、美学兴起、批评专业化等众多因素之间的关系，对英国文学经典化的开始时间提出了不同看法。文章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的观点、方法的回顾和分析，不仅可以较全面了解英国文学经典建构所牵涉的复杂因素，还可以得出关于经典化研究以及一般文学研究的启示。 【关 键 词】英国文学/经典化/源流/美学－哲学路径/文化物质主义 【作者简介】叶丽贤(1981-)，男，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北京 100089）。 20世纪前50年是英国文学在学科体制内实现经典化的50年。白璧德、艾略特、利维斯、布鲁克斯等知名学者都曾对数百年来的英国文学遗产进行过梳理。虽然他们尚未使用“经典建构”(canon formation)来形容自己的工作，但他们对作家成就的鉴定、对优秀作品的遴选，对作家之间的影响脉络的勾勒，与后来学者建构经典的工程性质大抵相同。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受各种左翼激进思潮的推动，美国学界开始掀起大规模批判和修正以已故欧洲白人男性为主的西方文学经典的潮流。面对经典拓宽的趋势，也有一些传统的人文主义者，如艾伦·布鲁姆，哈罗德·布鲁姆，发出了反对拓宽经典、坚决捍卫西方文化传统的声音。到20世纪末，关于经典是否应拓宽的热议逐渐平复，美国大学的教授把目光投放到本国文学的一大源头——英国文学，去探寻英国文学经典的形成和演化历史。他们主要考察19世纪末之前，即文学研究在高等院校学科化之前，英国文学经典以何种方式建构，建构的主体是谁，支配的动因是什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1997年学术杂志《十八世纪生活》在2月和10月这两期专门开设论坛，讨论英国文学经典化的问题。论坛以理查德·泰瑞的长篇论文《十八世纪的文学、美学和经典性》[1]为引玉之砖，吸引了包括J. 保罗·亨特在内的众多研究18世纪英国文学的专家参与讨论。在论坛结束后的几年时间里，参与讨论的学者相继出版关于英国文学经典化问题的专著，在英美文学研究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拟对20世纪后半期涉及英国文学经典化问题的研究进行梳理，使读者对这个复杂问题的不同侧面以及整体概貌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对研究者的观点、方法进行归纳和分析，从中寻找适用于经典化研究以及一般文学研究的启示，提出笔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总体立场以及对切行的研究角度的思考。 一、英国文学经典化研究概述 本文所用的“经典”一词对应英语的“canon”，强调其“被权威或体制所建构”的意味，以区别英语的“classic”，后者脱胎自“古典”的意思，更突出时间的积淀和永恒的价值。显然，强调权威认证和机制推动的“canon”这个术语更符合本文的写作目的。事实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开始热议拓宽西方文学经典的时候，就已经有个别像劳伦斯·利普金这样的学者专门论述过英国文学经典的形成问题，并明确使用了“经典”这个术语，而且将梳理经典与编撰文学史两种行为区别开来。利普金所开启的这项研究有一共同指向，就是把“经典化”这个原本用于教育体制内部、以课程大纲为依托的概念拓展到教育体制的外部，而且在时间上把“经典化”的历史从19世纪末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关于英国文学经典化的源流问题，当代学者目前已论及的方面包括：经典形成的时间；经典与“文学”的关系；经典建构与印刷技术、消费文化、美学兴起、批评专业化、民族主义、版权问题、教育体制等相互联系的因素之间的关系。 关于经典形成的时间，学界的观点分为两派，一派认为英国文学经典在18世纪形成，以劳伦斯·利普金、道格拉斯·帕悌、霍华德·温布洛特、哈罗德·布鲁姆①[2]、乔纳森·克拉姆尼克等人为代表；另一派则把时间推至更远，甚至到属于中世纪时期的14世纪，代表学者是特雷弗·罗斯和理查德·泰瑞。两派学者对经典的产生所基于的文化土壤持有不同的观点。前者(哈罗德·布鲁姆除外)认为经典是在出版规模化、阅读市场化、批评专业化的基础上产生，以广大民众的消费为目的，它是在现代文化中孕育并出生。克拉姆尼克认为，没有“现代性”，就没有对“传统”或“经典”的追寻和打造。另外一派学者则认为打造经典，推介高价值的文化作品，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普遍行为，只是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在1997年《十八世纪生活》的论坛中，两派学者对此问题争执不下，尤以理查德·泰瑞的态度最为强硬。 持英国文学经典在18世纪形成的观点的学者大多认为，在“文学”(literature)这个词出现现代意义的转向(即用来指想象或虚构的作品)后，才有了所谓“经典”的产生。帕悌在《十八世纪开创经典》这篇论文里从知识分类的角度分析了18世纪文学经典的生成[3]。他认为“文学”用来指称创造性和虚构性作品，是到18世纪随着“艺术”(art)这个术语内涵的转变才出现的变化。将“文学”的外延缩小为凭想象创作的非事实性作品，说明到18世纪英国人的文学创作、阅读和评判观念已有了很大转变，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才产生了将“事实性的文献”排除在外的、现今所谓的“纯文学”经典[3]25-26。对此，泰瑞则认为“概念史”与“术语史”不能绝对等同，虽然“文学”这个词的意义是在18世纪中后期发生现代转向，但并不意味着英国人在此之前并不存在“文学”这个观念。泰瑞指出，18世纪之前的英国人是用“诗”(poetry)这个词来指代文学作品，只不过后来“诗”的含义缩小，部分含义迁移到“文学”这个词上，并构成它的现代意义[1]85-86。泰瑞的论断有力反击了以前学者立论中的薄弱环节：如果“文学”这个概念在18世纪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话，那么，建构文学经典在18世纪之前就不是不可能的行为。唯一能反驳泰瑞的思路，就是突出“文学”与“诗”的本质区别，即围绕“文学”这个概念的是一整套由印刷技术所支撑的，由作品生产、流通和消费所组成的社会经济文化体制，而这一点是无法从“诗”这个概念引申出来的。 关于印刷技术问题，也有部分学者论述过它与经典建构的关系。阿尔文·柯南1987年发表专著《塞缪尔·约翰逊与印刷的影响》，详细检阅了自1700年以后印刷技术如何实现了英国社会从以口头或手抄稿为载体的、依附于贵族权威的宫廷文学体制到以印刷业为依托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民主文学体制的完全转变。柯南认为，印刷文化的多样性消解了以古典作品为核心的宫廷文学经典，以革命的方式使所有的书籍都成为价值不分高低，相互关系平等的印刷产品[4]。但印刷文化对系统化的内在要求又迫使学者重整文化秩序，构建新的文学经典[4]161-163。不过，遗憾的是，柯南并没有明确指出书籍究竟在什么时刻处于秩序被完全消解、亟待重构的临界点，事实上，哪怕只是对这个时刻作大体界定，也是非常困难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