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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代挑山工 1981年冯骥才将自己的泰山见闻写成散文《挑山工》，1983年该文入选高中语文课本，后进入小学语文课本。“80后念过书的中国人，都知道挑山工。”昨日在现场，冯骥才说。 但有观众问他：挑山工这一职业的出现是与过去的苦日子相关，现在日子好过了，为什么还有挑山工？ “日子好过的是城市人，他们还是在受苦，还是在做挑山工。”冯骥才回答。 去年冯骥才再登泰山，为中国最后一代挑山工做口述史，成为昨日的第六本书：《泰山挑山工纪事》。他看到的挑山工们，仍然过着艰苦到城市人无法想象的生活：住的房子仅一米多高，十分逼仄。一名女挑山工为他挑行李到泰安车站，收费仅一块二。在他的采访中，最年轻的一名挑山工也已经45岁了。“背100斤的负担，爬1000多米的山，这种苦现在没人再愿意吃了。”冯骥才感慨。 随着机械的高度应用，挑山工这个存在了1000多年的职业似乎已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但冯骥才认为，目前人们能享受到的便利，比如缆车等机械的每一个构件，都是挑山工挑上去的。“但这样的付出没有任何记载，我们总是说应该学习挑山工的精神，但这个职业却马上就要消失了。这是我们欠他的，所以我觉得给他们做一部口述史，把这样一个职业1000多年来的命运记录下来，是我作为一个作家的责任。” 身为一个作家，冯骥才敏感于精神。在他的俄罗斯见闻中，除了所有游记里都会出现的景点景观、风土人情、艺术作品之外，冯骥才捕捉的是国家与民族的精神。在他看来，2002年他发现俄罗斯人在精神自信上还有些茫然混乱的情况，而此次造访，他认为现在的俄罗斯人之所以可以散漫随性、大大咧咧，在不算富裕的情况下还保持自信乃至傲慢，在于他们的俄罗斯精神已经回归。 “莫斯科除了一部分大款开名车，多数车还是比较破的，但在他们那儿的年轻人，并不会攀比车的好坏，在他们看来，车就是一个代步工具。这让我感到很惭愧，我们的土豪精神已经普及在人的思想中了。”冯骥才说。 因为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城市与农村也是冯骥才的关注对象，在他看来，当下人们太过关注城市，“比如我们对春晚的评价，主要都是来自城市人的评价。但事实上，看春晚的更多是农村人。而我们却要按照城市人的标准，尤其是城市里年轻人的标准来设置它的节目。这是不应该的。” 此前，冯骥才每年几乎都有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提案，而今年的两会提案他也已经准备好了：有关少数民族的被边缘化。“最直观的，从1950到1980年代，我们一直可以看到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但现在呢？我们在无意间就对少数民族边缘化了。甚至出现了苗族为了吸引旅游业，在自己的寨子里盖侗族的楼的情况，完全从利益出发，不尊重民族文化。以至于众多灿烂的民族文化，现在已大量消失；在社会转型进程中，我们失去了太多的少数民族村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