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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康德美学的出现，亚里士多德的《诗术》重新开始失传——内传理解意义上的失传。换言之，不仅审美学［艺术感觉学］问题取代了“诗术”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诗术》的外传，亚里士多德“诗术”的内传含义也随之失传。黑格尔的《美学讲演录》堪称第一部“美学”的百科全书，占据中心地位的是“美”［自然美和艺术美］的观念，而非“诗”的观念。当黑格尔开始讲“美学”时，他心里显然还没有忘记亚里士多德的《诗术》——在“美学讲演录”一开始，黑格尔就说，Asthetik甚至Kallistik这个语词并不恰当，因为这门学科的对象范围是“美的艺术”。“艺术”这个语词的德文原文虽然不是来自希腊文，却是用俗语［德语］来表达希腊文的“技艺”或“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术》可以译作Staatkunst，“诗术”可以译作Dichtungskunst)。黑格尔说，“在当时德国，人们通常从艺术作品所应引起的愉快、惊赞、恐惧、哀怜之类情感去看艺术作品”(《美学》，卷一，第3页)——显然，“恐惧”和“哀怜”这两个语词来自亚里士多德的《诗术》，而且在启蒙运动时期一度成为热门话题(比较《美学》卷三［下册］第287－289页对亚里士多德的“肃剧”观的解释)。黑格尔在18岁时就写过《论古代诗人的某些特征》，他当然熟悉亚里士多德的《诗术》。然而，尽管黑格尔认为，“美学”的正确名称应该是“艺术哲学”，仍然依据德语［俗语］哲学的“美学”观念置换了“诗术”的目的： 诗的艺术作品只有一个目的：创造美和欣赏美；在诗里，目的和目的的实现都直接在于独立自足的完成的作品本身，艺术的活动不是为着达到艺术范围以外的某种结果的手段，而是一种随作品完成而马上就达到实现的目的。(27) 在黑格尔的“美学”体系中，“诗”成了“各门艺术”的一个种类，亚里士多德的《诗术》重点讨论的戏剧诗在这个种类中处于最末位置(参见黑格尔《美学》卷三［下册］，页240以下)，尽管黑格尔还没有忘记“古代戏剧体诗与近代戏剧体诗的差别”(参见《美学》卷三［下册］，第297－300页)，这意味着没有忘记现代与古代的对峙——尽管如此，或者说，尽管在讨论戏剧诗时，黑格尔对亚里士多德《诗术》的理解显得具有政治哲学的深度，如果我们对比基尔克果在《或此或彼》第一部中的“现代戏剧的肃剧因素中反映出来的古代戏剧的肃剧因素”对黑格尔的反驳，就可以看到，基尔克果对《诗术》的解释更靠近内传诗学(即便这种解释带有基督教信仰色彩)。(28) 为了恰当地理解希腊悲剧中深刻的悲痛，我必须体验希腊意识。因此，当那么多人赞美希腊肃剧时，无疑常有鹦鹉学舌一样的重复，因为，很明显，我们时代至少对真正的希腊悲痛没有伟大的同情。(同上，第168页) 借用基尔克果的这一说法，我们兴许可以说，随着《诗术》希腊文本的校勘和译注的不断精进，我们的时代无论对《诗术》有多少赞美，至少对《诗术》没有“同情”(或内传)的理解。问题的关键在于，黑格尔“美学”虽然反康德“美学”，一旦他跟随康德的哲学范式，审美主义的自律论必然会打断《诗术》的内传传统——据说，诗的制作和欣赏属于审美经验独特且自主的领域，审美经验的愉悦与宗教、政治和伦理问题无涉。20世纪中期著名的《诗术》研究者布切尔(Butcher)清楚知道，“美的艺术”(fine arts)是个现代观念，但他说，这个观念可以追溯到《诗术》，因为《诗术》提出了“一种与宗教和政治不相干、且自由而独立的心智活动，具有与教育或道德提升截然不同的目的”，“美的艺术无涉乎实践需求；它不寻求影响现实世界”。(29)布切尔固然是在赞美《诗术》，然而，这种赞美是康德美学式的赞美。(30)即便反对用康德式审美观念来阅读《诗术》的拜瓦特(Bywater)宣称，亚里士多德的肃剧论具有道德—政治意涵，其前提仍然是康德的美学观。(31) 内传《诗术》失传的最佳证明，见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人类学式古典学的《诗术》解释——这个学派迄今仍然是西方古典学界中的显学。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与维达－纳克(Pierre Vidal-Naquet)合著的《古希腊的神话和肃剧》(1973)早已成为当今古典学“经典”，亚里士多德在其中受到这样的指责：由于把肃剧视为民主政体的公民教育手段，他看不到肃剧愉悦引发的崇高感，将人们在阅读或观看戏剧时体会到的深奥玄妙还原成一套平板乏味的公式。韦尔南的人类学式的古典学具有这样的抱负：撤销《诗术》解释古希腊肃剧的权威性。据说，古希腊的肃剧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时刻的产物，亚里士多德的《诗术》与其说让我们能够理解古希腊肃剧，不如说让我们不能理解古希腊肃剧。因为，亚里士多德不能理解肃剧情景，不知道如何审视肃剧中的那些深刻的历史和人类难题，看不到肃剧所教导的善之脆弱。何况，《诗术》在最关键的地方背离了古希腊肃剧的特质，因为《诗术》仅仅关注的是成文的剧本，并由此引申出所谓文艺的普遍真理，完全忽略了戏剧的表演和剧场，忽略了当时的文化生态和观众的参与，忽略了肃剧诗要靠歌曲及抑扬顿挫的吟咏来展现——戏剧的特质在于演出，而非成文的剧本。跟随这样的显学，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探讨肃剧时，亚里士多德有着极严重的盲点，或者可以说是戏剧欣赏的智障，因为他着眼的只是剧本，只是参见理念与知性范畴的故事与性格发展，只是文化的展现。”(32) 无论康德美学式的赞美，还是人类学式古典学的贬抑，都与亚里士多德的《诗术》不相干。毕竟，《诗术》在一开始就是内传的“诗学”——正是由于亚里士多德的《诗术》具有内传性质，我国第一位与西方诗学照面的伟大诗学家王国维才与《诗术》失之交臂……不然的话，《人间词话》或《红楼梦评论》都会有别样一番景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