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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大学文科中还有庞大的“美学专业”，甚至有全球性的美学学会及其各国分会，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对美学是否有典范意义呢？尽管《诗术》开篇第一句就出现了“美”这个词，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谈论所谓“美学”。如伽达默尔所说，“美学”这一学科完全是现代学术的产物，其奠基者是康德，而非亚里士多德。在西方学界晚近出版的一部“权威”教科书中，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专家明确说：“如果按照我们现在对美学这一领域的理解，亚里士多德的任何一本著作好像都没有专门涉及这一题材。”③的确，“美学”诞生于启蒙运动时期，甚至比作为学科的“文学批评”出现得还晚。19世纪初，德国大哲人黑格尔47岁那年在柏林大学开设美学课(从1817年至1829年，共讲了五个学期)，虽然此前和之后都有西方学人讲美学，就全面、系统和理论深度而言，黑格尔的美学讲稿(经学生整理于1835年首次出版)无人能及，堪称“美学专业”的真正奠基者。④一百年后，同样是德国大哲的海德格尔多次尖锐攻击“美学”，矛头直指黑格尔。海德格尔解释过好些古希腊诗人和现代诗人的作品，但很难说在海德格尔那里有一种“诗学”，或者说海德格尔要回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尽管海德格尔尖锐攻击“美学”，这个专业在现代文教中的地位并无丝毫动摇。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启发下写成的《真理与方法》甚至成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最有影响的美学要著——凡此都让我们对亚里士多德的《诗术》在西方文教中的典范地位不得不持怀疑态度。 亚里士多德不是如今意义上的文艺理论家，而是哲学大家，或者说西方思想史上划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他为何以及如何论诗，本身就是值得搞清楚的西方思想史上的一大问题。由于黑格尔或海德格尔与亚里士多德的身份一样，都不是如今意义上的文艺理论家，而是哲学大家，他们为何以及如何论诗，同样是值得搞清楚的西方思想史上的大问题。⑤如果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我们又遇到了亚里士多德《诗术》的典范意义问题：黑格尔的“美学”或海德格尔的诗论与亚里士多德有关系吗？如果没有先搞清楚亚里士多德为何以及如何论诗，我们恐怕也很难搞清楚黑格尔的“美学”或海德格尔为何以及如何论诗，更不用说理解《真理与方法》的问题所在。 亚里士多德的《诗术》仅仅显得在西方“思想史”(更恰切的说法最好是“文教史”)上具有“典范意义”——实际上可能并非如此，这件事情本身就值得追究。事情的起因其实源于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亚里士多德的《诗术》是内传文本——用有点儿耸人听闻的说法，则可以说是“秘传”文本(esoteric这个词既可译作“内传”也可译作“秘传”)。20世纪初的著名古典学家桑兹称亚里士多德的《诗术》为“诗学系统批评之最早典范”，并不为过，但他说《诗术》“开启了文学批评之范式”，就言过其实。⑥因为，既然是内传文本，即便在当时的雅典或后来的古代晚期，也并非只要是读书人都能看到，从而也就无从开启文学批评之范式。事实上，读书人是否能够理解《诗术》的意图，仍然是一大问题——这样的问题迄今没有消弭。何况，大哲人并不搞“文学批评”——黑格尔的“美学”或海德格尔的诗论也都不是“文学批评”。倘若如此，我们如果要理解亚里士多德为何以及如何论诗，首先就得尝试进入这个内传文本。显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本文将从亚里士多德《诗术》的文本流传以及释读史来试探这个问题，借此探究《诗术》在西方思想史(文教史)上究竟有何实际含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