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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文论对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否定和批判，到了中国语境中，却引发了学界的热烈反响。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文精神大讨论”在理论上集中体现了这种反响。 当时，在市场化、商品化大潮冲击下，在消费主义日益蔓延的现实语境下，文学的世俗化、欲望化、娱乐化进程加速从边缘走向中心，赤裸裸展现人欲横流、人性异化等挑战人道主义底线的文艺作品大量涌现，而其内含的人文精神却日趋萎缩、匮乏和空虚。此时，后现代反人道主义的思潮也乘虚而入。“内外夹击”，引发了一场围绕文学和人文精神危机问题的大讨论。讨论主要涉及人文精神的理解、人文精神的种种危机征兆、人文精神重建的迫切性和具体途径、在重建人文精神的同时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人文精神与终极关怀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讨论中尽管存在种种不同意见和分歧，包括对人文精神含义的不同理解，但总体上多数人基本上是将人文精神与人的生存及其价值联系起来考虑的，即主要是从人、人的价值、人的精神追求等人本主义视角来思考和理解人文精神的，也是在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层面主张重建文学中的人文精神的。因此，笔者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场人文精神大讨论乃是80年代关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讨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和深化。一个有力的旁证是，钱中文等将这一讨论的积极成果运用于文艺理论而构建起来的新理性精神文论，其核心仍然在于按照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人学理论的基本思路，把新人文精神视为自身的内涵和血肉，在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进步的人道主义的观照下，弘扬人文精神，以新的人文精神充实人的精神，以批判的精神对抗人的生存的平庸与精神的堕落。这实际上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对抗后现代主义文论的反人道主义思潮消极影响，为中国当代文艺学、美学的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 后现代主义文论反人道主义思潮在当代中国的另一个回应是，有的学者至今念念不忘对所谓“抽象‘人性论’”的批判。他们追随对普世价值的批判，把当代中国文艺学、美学中遵循马克思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的种种思考和探讨，都作为“抽象‘人性论’”加以批判。他们将唯物史观与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截然对立起来，将青年马克思《巴黎手稿》中的人本主义思想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截然对立起来，造成了对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的严重误读。实际上，马克思不只在早年，一直到晚年，始终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在《资本论》中仍然肯定了人的“一般本性”的存在，并发展、深化了《巴黎手稿》的异化劳动理论，他从人自身的本质力量被异化、片面化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出“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又在怎样程度上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等等”(19)。这与他以人为本、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完全一致。在当前文艺学、美学多元发展的语境下，这种僵化的观点实际上偏离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从另一个极端突破了文学和文论应当坚守的人道主义底线，既不利于艺术和审美实践的发展，也不利于文艺学、美学理论的发展。在这方面我们有着许许多多痛苦而深刻的历史教训。当然，需要说明，这种观点，并不直接来自后现代主义文论的影响，主要源于对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的教条、僵化的理解，但是，在客观上与后现代反人道主义思潮形成了某种间接的呼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