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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近邻的同与不同 我曾以为日本近在咫尺，就必然与我们有许多相似性。但两三年前，当我和日本著名诗人高桥睦郎进行题为“开掘每个人自己的智慧之井”的深度对话时，我才发现地理上的近掩盖了本质性的语言和文化上的远。比如，日语里包有三重因素：汉字、本土的平假名和直接复制西方语言发音的片假名，如同一个拼盘。但汉语如同一只炒锅，把原料放进去，必须炒熟了才能成为中文，但是炒熟了也回不去了。比如电脑也被翻译成计算机，这个词却不能用来写诗。而“电脑”就形象多了。汉语炒锅有自己的深度，但也有封闭性。而日语拼盘有它的敞开，但却缺乏韵律。这也导致了中日的文化命运之异。不过中日诗人应对这些问题的方法是相同的：每个文化整体自觉，从思想到创作形式综合古今。 中印：共同的内心之伤 2012年我得到诺尼诺文学奖，而评奖委员会主席是有印度背景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奈保尔，他有一本书《印度：一个受伤的文明》，这本书对印度文化自身的批判、反省及挖掘不亚于鲁迅，我感觉每个中国作家、甚至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给自己写一部《中国：受伤的文明》，只有你懂了伤在哪儿，你才能开始疗伤。 诗意的全球化：国际诗人联合 我认为演讲题目中间的“寻找”这个词是一个永远的共识性的动词。“诗”这个字来自我们血肉和生命的原创之点。它引领学术，因为它是提问者，而学术一直在试图归纳已有的知识来回答这些提问。世界性的漂泊，使我们相遇于诗歌，也通过诗歌找到了人的精神支点。如果用大家都习惯的话来说，就是“全世界提问者，联合起来”。 构建诗歌同心圆：人生-作品-人生 在今天，多元文化已不再是空话，真正现实的情况下，什么是我们的判断标准？还有没有一种判断标准？我认为是有的。回到题目——漂泊的诗歌。我们无须在诗歌的外面再寻找一个精神家园，正如没有哪一辆火车是停在那样一个理想的车站上面。因为诗歌自己就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流亡，这个题目不是一个负面的话题，是绝对正面的话题。 寻找标准的三个层次 寻找标准的过程，对我来说包含三个层次。 第一，全球性的深度对话。全球化使得在中国和在伦敦使用电脑的年轻人没多少区别，实际上这个共同的现实，让我们面对着共同的精神危机。“诗意的激情”是对自身的提问，并不只针对第三世界的人们，西方人也同样如此，因为对他们来说双重标准带来的自相矛盾可能感受更为强烈。而独立思考为主，古今内外为用的这种思维公式也是通用的。 第二，建立判断标准。《天问》是我的源头，但光提到屈原是不够的，我们要发出自己的“天问”。我的每本诗集，我都称之为思想艺术项目，它必须拥有一种全方位有效的意义。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未必是成正比的。当我读到一部作品，我会在中文语境之内考察它是否有独创性。但同时我也会观察其在世界性的语境中有无不可替代的深度。最终我希望读到的，是在这个全球化的语境中一部具有不可替代的思想和艺术深度的作品，它具有一种个人美学反抗性。 其实我经常提到，如果回顾一战前的历史，可以发现当时一大批精彩的个人，包括哲学、美学、历史、政治等各个领域。他们都是个性化的反抗者，但也是20世纪人类文化最精彩的部分。因此这种深刻的孤独和寂寞，更是深刻的能量的一种证明。 第三，寻找当代杰作。深度的标准对我们来说，首先针对的就是自己。如果自己不能瞄准这样一个标准去思考，那么其实所谓写作很可能是一句空话。30多年的写作，让我学会了一句话——先锋好当，后锋难做。后锋的意思就是后劲、耐力，深度、发展自身的能力。中国诗人很聪明，但是缺少足够的深度和耐力，发展自己的诗人太少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