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蟋蟀》究竟怎么解读，自可继续讨论，而由此个案生发的“方法论”思考是：面对前人的文学释读，我们首先要探究和判断其释读的立场和依据，一旦进入文学之“历史语境”的阐释，“自我化”释读的有效性便受到了限制。方玉润未涉先秦作诗、用诗的历史语境，仅以自己的释读否定小序，不足为据；“大夫相戒”与“及时行乐”说，也都有各自的“自我化”释读印记。因此，对小序的“刺僖公”云云和各家的解读，就应该回到《蟋蟀》本来的历史语境中再加探究，既不能轻率否定或肯定小序之说，也不能简单认定某家之说而作为今日研究的直接前提和依据。此“方法”，初中学数学时老师就教过我们：未知项尚未确定的方程式，是不能求得真解的。 以上所述之点点滴滴，归之于“方法”，可一言蔽之：基于事实的实证，合乎逻辑的推理，发现和揭示现象存在的内在联系。是为一切“方法”之根本。今天的西方用这样的方法，对他们熟悉的文学现象提出了种种解释和解释的理论，今天的中国也在用这样的方法对自己熟悉的文学现象提出种种解释和解释的理论。合观之，二者都是对“世界文学”的“现代化”阐释。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化”指什么？光绪“上谕”所云“博通中外”，静安先生所曰中西学之“相化”。而“化”的目的和结果，“中国化”也，“世界化”也。 注释： ①《大清光绪新法令》，宣统三年(1911)刻本，第1册，第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