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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样的解读和研究意识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只重视文学研究的认知价值，把文学作为外在于自己的对象，把“对象化”研究视为学术的高水平、高层次，文学的“自我化”解读和研究的传统日益淡化，以致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质问：这种单一的“对象化”研究是否忽视了文学的本质？ 这一质问当然并不否认“对象化”研究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也许，处在新文化中的我们，古代文学的“对象化”已无可避免，与古人文学作品进行心灵对话，已从过去的集体意识变成私人兴趣，成为学校文学教育中的一大问题。但古代文学的研究，却不能放弃对古代“自我化”文学品读这一主流传统的关注。作为古代文学历史演变的一个重要内在机制，理解之、探讨之是古代文学和文学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例如：陶诗的一流地位与东坡的极力推崇分不开，为什么东坡推崇陶渊明？钟嵘《诗品》对陶诗也有类似的品评，为什么陶诗的“范式”意义至宋代方获得集体确认？对此，有关的论述多在现象层面上展开而深入揭示较少，如果引入古代文学解读的“自我化”视角，则可发现：东坡《书李简夫诗集后》曰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实际上即东坡的自我写照，对陶诗的解读和推崇，也是东坡生命体验的凝练与自我肯定，东坡诗词风格的形成，不能不说与其对陶诗的“自我化”解读和接受相关。从宋代起，文人“静心”而游于仕、隐之间，乃是一种普遍的人生体验和自我陶醉、自我崇拜。而六朝至唐，这一“生命范式”尚在培育之中，还未成为文人普遍推崇的“集体范式”，是为陶诗的范式意义所以在宋代确立的根本原因。由此扩展深究下去，相信会深化对古代诗歌“范式”的生成及其与文学“史”关系的理解。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文学的“自我化”品读也可能导致误读。这一思路，乃受现代阐释学和接受学关于“误读”的启发。由之看“国学”——如《诗经》学，宋代以来对传统的《毛诗》“小序”多有颠覆，打破了“疏不破注”的经学传统，意义十分深远。然孰为误读，则颇当细辨。如《唐风·蟋蟀》，《毛诗》小序云：“刺晋僖公也。”清方玉润则坚决反对，所著《诗经原始》曰：“今观诗意，无所谓‘刺’，亦无所谓‘俭不中礼’，安见其必为僖公发哉？”直斥小序为附会而“断不可从”；宋王质《诗总闻》亦不认可“刺僖公”，而将之解读为“大夫之相警戒者也”；今有论者，则解读为“虽每章皆申‘好乐无荒’之戒，宗旨归于及时行乐”。依此一说，则诗中“今我不乐，日月其除”的释义为：“今天我不快乐，岁月很快就过去啦！”但问题是：先秦时代很难找到“及时行乐”思想，即如庄子之“逍遥”，也与“及时行乐”旨趣大异。也就是说，先秦虽有贪图享乐的，但还没有后世基于“生命意识”的“及时行乐”观念。由此看来，有可能倒是解诗者以当世的“自我化”观念误读了《蟋蟀》。如果按宋王质“大夫相警戒”的释义，《蟋蟀》便是另一种释读：“年底啦！我还没有享受安乐，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所以不能安逸，因为有职守在身。人都想快乐但不能荒废正业，良士们可要警惕！”(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太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如此释读，似乎还通顺一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