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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安先生之言令人深思，“相化”之言尤为深刻。然中西学并非仅广狭疏密之分，“学无中西”广义上说当然不错，但要“化”，恐怕首先要弄清中西学的差异在哪里，更须明白“化”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才能“通”之“化”之。 文学研究的中西学差异，宏观言之，首在目的之差异，由之而生思维方式和学术方式之差异。中学以“知行合一”为归宿，旨在通古而用今，研究价值最终落实在文学创作，重在“我心”会“文心”，求文学之意趣，故多感性领悟，以直观抽象为思维方式；西学以认知为指归，追究文学的存在理由与存在方式，故多理性思维，重在提出种种关于文学的理论阐述。因此，中学的最高境界乃“游于艺”，西学则为一种科学化的“格致”。 正由于此，当“白话文运动”成功实现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古代文学”作为“旧体”，已不再是社会的通行样式，不再是文人群体的精神源泉。以往文学之“古代”与“当下”本质上一体化的现象消逝，“古代文学”成为现代人们的认知对象，科学的“对象化”认知模式，势必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因此，清末以来学者们对西学热情不减，就不仅是弱国思强所致，更由古代文学研究的自身需求决定。 时至今日，我们已习惯了西学思维方法和认知模式。小学的语、数，初高中的语、数、理、化、史、地等课程群，使我们从小就培养起了“现代思维”，当初“不得不因时变通”而引进的“格致”思维已内化为我们自己的智力，传统的思维方式似乎离我们已十分遥远。这也是今日古代文学研究“能够”且“喜欢”各式各样西学的原因之一。 这是事实，并不丢脸，也不必忧虑。但问题是：我们研究的是“中国古代文学”，其文学形式、文学内涵、文化品质和文化意趣，并不因为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技术手段的改变而改变。该忧虑的不是我们以现代思维去研究，而是把思维方法表面化，把研究手段当成了研究目的，急于用新理论和新术语将古代文学“现代化”，为自己的研究贴上新标签。例如，“接受学”曾是学人们热衷的“方法论”之一，但一些研究者只是把比如以往所说的“辛派词人”代换为“稼轩词的接受者”，或者把历代关于某作家的品评串联起来，将文学传承一般现象的描述称作某某“接受史”，不了解“接受学”的理论精髓是对文学接受机制的揭示。如此“研究”，在西方“接受学”面前倒是让人觉得有些丢脸的。再如，受西方“女权主义”影响，一段时间以来出现不少“女性视角”的研究论著，但究竟什么是“女性视角”，却笼统模糊而甚少有明确解释。“女性视角”是一个具有历史限定性的概念，汉唐明清直至今天的“女性视角”，不可同日而语，以今天的“女性视角”和女权观念解读古代文学作品，或怜惜其中女性人格之懦弱，或痛斥其中男性霸权之混账，有什么意义？一点也没有，并未扩展和增加对历史的认知。如果改变一下思路和研究点，回归特定历史情境中的“女性视角”——比如着眼于宋代历史语境中李清照“社会性别”意义上的“女性视角”，解读她的词作，阐释其“女性视角”也融入了相当的“男性视角”，说明一个面对“男性主流阅读圈”的女性文学的复杂性，探究一个宋代的知识女性对传统的、当下的“男性话语”文学的“接受”，探讨中国古代女性写作与男性写作的关系，会有意义得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