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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那个时候的教授对待学生是什么样的态度？ 季羡林：对待学生是…用现在的话，是等于两个阶级，学生一般都是比较穷的，一般。教授是架子极大，一般不大与学生来往。 杨澜：听说您那个时候的系主任，在教莎士比亚的剧的时候，每节课念到那一句，不管是结束没结束都闭上课本就走人。 季羡林：他是这样子，他不大会说汉语，也会写讲义，讲义大概恐怕也用了十几二十年了，大概也没怎么改，进来以后，什么招呼也不打，就念，铃一响，就停下来，不管这句子断了没断，停下来就走，也不跟学生讲话。我们那时候也没有说是教授进来，站起来。没有这个习惯。 杨澜：我们再说说到了…五十年代吧，五十年代那个时候，好象中国的教授也是还是地位挺高的，工资…像你那个时候要做一级教授的话，一个月也能拿三百多块钱。 季羡林：北京叫六区，三百四十五。 杨澜：那很高了，因为那时候普通的市民来说，一个工人的话，一个月也就挣二、三十块钱，你那个时候架子大不大？ 季羡林：我那时候，但我这个人有好处的话，我这个人是没架子的，因为我感觉到架子这个东西，它是庸俗的，庸俗不堪。 杨澜：而到了文革的时候，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看您写的《牛棚杂忆》也是对那个时代的很真实的一个记录，那时候做教授成了一个倒霉的事。 季羡林：那个时候我就是…《牛棚杂忆》里面写了没有，我记得好像写了，就是我悔不该离开农村，我六岁离开农村，我们家里边都是贫农。我要不离开农村的话可能是文盲或是半文盲，而且我绝对进不了牛棚。 杨澜：您现在有没有后悔当年学了文化，做了教授呢？ 季羡林：后悔…这看怎么说，我说那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我就讲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人生识字忧患始”，不识字没有忧患，一识字就有忧患，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特点。而且我最近又写了一篇短文，叫《走运与倒霉》，走运跟倒霉，这两个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他这样…在社会上有地位，特别是过去封建时代，中了秀才，这就有地位，在农村里面就是一号人物了。中了举人就觉得…… 杨澜：差不多该疯了。 季羡林：得立旗杆了。中了进士就不得了了。所以后来我就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他是这样子的。大概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一生走运，他绝对不会有成就。 杨澜：那您现在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挺感激“文革”那段时间的倒霉日子。 季羡林：在某种意义上感激，要没“文革”的话就没有《牛棚杂忆》，《牛棚杂忆》现在讲，我刚才说，《牛棚杂忆》给我惹了很大的麻烦。 杨澜：为什么呢？ 季羡林：天天来信。现已经收到一百多封了。有一封信讲得非常好。一般人都是这样讲，他说“你替我出了一口气”。为什么我替他出了一口气呢？他跟我经历相同，没敢写，我敢，斗胆写出来了，而且出了，就等于给他出一口气。 杨澜：但是，好像也有人说批评你，是吧？ 季羡林：批评的非常少…批评我就是说，写得不够泼辣。 杨澜：我记得您在《牛棚杂忆》里写到，在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波及到您的前夕，您在北京的郊区做“四清”工作，是不是这样子？ 季羡林：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 杨澜：开始的时候。 季羡林：我六五年在南口镇南口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