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芬，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出版小说集《孙惠芬的世界》《伤痛城市》《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城乡之间》《岸边的蜻蜓》《民工》《歇马日》《致无尽关系》《三生万物》《燕子东南飞》，长篇散文《街与道的宗教》，长篇小说《歇马山庄》《上塘书》《吉宽的马车》《秉德女人》《生死十日谈》《后上塘书》等，曾获多种文学奖项。长篇小说《歇马山庄》获辽宁省第四届“曹雪芹长篇小说奖”“中国第二届女性文学奖”。曾获中华文学基金会第三届冯牧文学奖“文学新人奖”，中篇小说《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获中国作协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去年夏天，我在我的老家护理母亲。她是1918年生人，今年已经98岁，她一辈子没有住过医院，没有得过重大疾病，身心却在岁月中不知不觉衰竭。她身心衰竭的最明显征兆，是某个早上醒来，不能直着腰板走路，不认识家人。她一辈子生了十个孩子，只活了四个，我是最小的一个，她却常常看着我，叫不出我的名字。更多的时候，她不愿意吃饭，不愿意说话，可偶尔的，又能正常的吃上两口，偶尔的，又能对着窗外慢条斯语和家人说上一通。母亲对着的窗外，是黄海北岸的一条国道，她能清楚看到窗外川流不息的车流，马路对面的羊汤馆、超市、猪肉庄以及在这里歇脚的人们。母亲对着窗外说话，主要是因为这些人们。在她眼中，这些人们不是我们看到的来小镇进行买卖交易的乡下过客，而是她早已去世的父亲、弟弟，是我已经去世了的父亲、姐姐。她常常眼睛看着来猪肉庄买肉的人，愁苦地对我说：“他们为什么不来看我，他们在那停一会就走了，为什么不来领我走呵，我太苦了，我爹爹叫于天平，他怎么能把我扔在这就不管了？”说着说着就哭泣起来。很显然，母亲的记忆已经回到过去，她的思维已经被强大的过去占领。可是我这么说，大嫂坚决反对，大嫂说，母亲现在是半仙半人，她已经走在去往那个世界的路上，所以看到的都是那个世界的人。大嫂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的妹妹是大仙儿（巫师），就住在大嫂隔壁，大嫂和大哥携母亲从乡下搬到小镇后，也帮她搬过来，大嫂传达的，是她妹妹对母亲这一生命现象的解释。我多年来告别乡村，自以为已经从愚昧落后的意识中脱身，可不知为什么，面对大嫂的说法，我由将信将疑到坚信不疑，因为当母亲说到“我这么苦他们为什么不把我接走”时，她哭得特别伤心。要知道，母亲已经好多年不曾哭过，尤其晚年，她的脸上从来都挂着慈祥的微笑，似乎除了知足，已经没有了别的感情，我的一个侄子前年心脏病猝死，告诉她后她平静泰然，好像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
    相信母亲已经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在陪护她的日子里，我便每天都和她一样朝窗外看，去想象那些穿梭在超市和猪肉庄的乡下人哪个是我的外祖父和我的舅舅，哪个是我的父亲和我的姐姐，外祖父、舅舅和父亲我都有记忆，六岁就离世的姐姐却未曾谋面，正是因为她的离去，母亲才又生了我。因而，凡是大高个的男人，我都觉得就是我父亲，凡是小矮个的老头，我都觉得就是我外祖父，凡是细瘦腰身的青年我都觉得是我的舅舅，凡是牵着大人手的胖女孩，我都觉得是我的姐姐――据母亲讲，姐姐胖胖的，漂亮又可爱。如此一来，我走近了一个魔幻世界，我看到母亲那些亲人们对母亲的冷漠，他们相互窃窃私语，却总也不理母亲，他们有的钻到超市屋子里很长时间也不出来，有的行色匆匆，进去就出来了，可是连头都不抬。尤其那些可爱的胖女孩，她们被父母从摩托车抱下来，在猪肉庄门口待不上几分钟，就又被抱上摩托车突突突载走了。于是，在体会了母亲痛苦的同时，我获得了另一个现实，那个现实也曾是墨西哥魔幻现实主义先驱――胡安·鲁尔福曾经获得的现实：一个死去的土霸王的儿子在回到故乡的日子里，听到已故母亲的话语，听到那些难入天堂的冤魂对他父亲巧取豪夺无恶不作的控诉。只不过，胡安·鲁尔福的现实，是他创造在小说里已经获得了不朽的现实，我的现实，是我在母亲的话语驱动下，刚刚亲历的现实。在这个夏天，在故乡母亲的床头，我望着窗外，从扬长而去的外祖父、舅舅和姐姐的冷漠身影中，真实地看到了母亲的亲人们对他们所处时代的控诉。我的外祖父是中国的乡村地主，他虽没有无恶不作，可因为抢占别人的女人，气死了外祖母，最后被人活活打死；我的舅舅因参加发生在中国战场上的抗日战争，战死沙场，离家时只有十七岁；我的姐姐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却因吞了一个小小的鞋扣，在落后的乡村无法医治而活活送命。
    今日文学所面对的生活，差异越来越小，通过作品的翻译和交流，疆域的隔阂越来越模糊，但这并不是我想说的，我想说的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真正使文学发挥作用，让异域的人们共鸣的，绝不是全球化道路上日益融合和趋同的文化和传统，而是那个人类共同面对的异乡，它或许是童年生活过的场所，或许是终老时要去往的地方，但不管是什么，它都通向一个出口――自由。它根植在每个人的心中，却是人类生活的彼岸，是人类永远的梦想。只有它，无论我们的地域文化多么封闭，我们生活的习惯多么根深蒂固，都能被打通并穿越。通过它，我在我故乡的青堆子小镇，能够感受到墨西哥叫萨约拉村镇上那些受霸主压迫的人们的痛苦，感受到法国北部乡村小镇一对母女的忍耐和痛苦；通过它，我还能感受到卡夫卡《变形记》里的格里高尔一夜之后变成甲虫后的惊慌、焦虑和绝望，感受到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来信》里那个陌生女人在生命最后时刻饱蘸痴情写下的对一个作家深沉的爱与奉献。最最重要的是，通过它，我看到了一个个超越地域疆界的自由灵魂。
    书写自由灵魂，对所处的时代和人的精神处境保持永远的敏感，是跨越地域疆界的唯一通道，然而这对当今任何一个作家都并非易事，它涉及写作者内心的疆界。对于今日写作，如何在打开心灵疆界，在接受那些变化了的事物时守住内心不变的东西非常重要。全球化时代，互联网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场域，喧嚣的噪音和珍稀的声音往往存在于同一角落，各种欲望的干扰、诱惑驱之不去，体制、秩序和程序的限制无处不在，躲到世界一隅保持灵魂的清洁或许并不难，难的是既要参与到泥沙俱下的洪流中去，又能从泥沙俱下的洪流中超拔而出。这是一个自由的悖论，因为只有自觉地让自由的身心不那么自由，让心灵突破疆界经受时代辗压，文学的灵魂才会获得真正的解放，如果相反，就如同把车开到荒无人烟的原野，没有疆界的约束，没有碰撞，最终不但洞察力丧失，对人类苦难的敏感神经也将越来越麻木，从而再也看不到存在的真相。洞察社会，关注人类苦难，是抵达人心没有捷径的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