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者 按：2013年11月23—24日，《文学评论》杂志社、《文学遗产》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了“古代文学研究：视野与方法”学术研讨会，数十位专家学者做了精彩发言。本刊就此议题，约请一些专家撰写笔谈，以供学界参考。 “视野与方法”，是近年来学术界特别关注的两个话题。80年代，我们特别关注“方法”问题。90年代以后，我们又将“视野”作为论题反复讨论。其实，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方法”与学术技巧相关联，而“视野”则与思想境界密切相关。 过去，我们比较重视方法，以为方法改变，学术研究就会有较大的改观，于是设想了种种方案，也引进了种种方法，为此，还曾展开过种种有益的论争，也进行了种种学术实践。问题是，在方法的园地耕耘多年之后，我们发现，问题依然很多，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据权威部门统计，古典文学研究从业者已经多达三万人以上，其中绝大多数是学位体、项目体培养起来的，而今又有优搏体在年轻的博士群体中十分流行，学术研究越来越匠气化。有的学者，平面克隆自己，越做越表面化。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读书越来越方便，而耐心读书的人却越来越少。大家都渴望对前人有所超越，拥有优异的研究成果，有些学者却为此标新立异，贪多求快，成批制造著作。据主管部门统计，仅2013年全国出版物就已经多达四十一万种，其中堆积的所谓学术著作又有多少可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文学研究强调国际化，本意是增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但在现实中，有的研究者对西学不辨优劣，对本土文化缺乏自信，唯洋人马首是瞻，不仅对其作廉价的吹捧，甚至挟洋人自重，自己也模拟洋腔洋调，自以为高明。还有两种极端倾向，或自命为文化精英，躲进书斋，沉湎于个人的研究想象，故作高深，追求所谓纯粹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或有意无意地误读经典，追求商业炒作，扭曲文学价值，将严肃的学术研究变成娱宾媚俗的工具，迎合当前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浮躁风气。 上述种种不正常的现象，如果仅从学术方法上寻求原因，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究其根本，还是我们的思想境界出现了问题。部分学者过于看重自我，过于关注自己的学术小圈子，而忘却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从事学术研究？ 这就要求我们要反思文学史研究的目的问题。萨特就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对于饥饿的人们来说，文学能顶什么用呢？”其实，还可以扩大一点说，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于饥饿的人们来说，能有什么现实的用处呢？如果是现实的理解，确实没有任何用处。但是人文科学的研究，最终体现在对于人的终极关怀和探索。清代学术史上有汉学、宋学之争，而在汉学内部，又有吴派与皖派之争。我曾写过《段玉裁卷入的两次学术论争及其他》①，最终归结到学术研究的目的以及由此决定的方法上来。从学术层面看，论争的焦点只是一字之差，而在这背后，似乎又涉及古籍校勘原则的根本分歧。段玉裁等人认为“照本改字”并不难，难的是断定“立说之是非”，也就是作者“所言之义理”。由义理而推断古籍底本之是非，不失为校勘的一个重要途径，也就是后来陈垣先生归纳的所谓“理校”。段、王之学最为后人推崇的，往往在这里。而顾千里则强调“不校之校”，宁可保持古籍原貌，也不要轻易改动文字。顾千里为惠氏学，信家法，尚古训，恪守汉人做法。而段玉裁为戴氏学，认为汉儒训诂有师承，有时亦有附会，他们从事文字训诂和典章制度的研究，最终的目的还在义理的探究。这义理的背后，是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