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菲利普·索莱尔斯  重复的母题始终在中西方文学作品中轮番登场。爱情不过是男女主人公换了名字的再一次温习，正如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所言：“这两枚戒指是为16世纪末的一对男女打造的，如今戴在我们的左手上。我们接替了何人的位置？不得而知。”作为小说家和结构主义者，索莱尔斯的《爱的宝藏》弥漫着虚构的浪漫氛围、碎片式的松散叙述以及符号学的深邃意境，挣脱了时空的束缚，在超小说的语境中展开了一场爱的隔空对话。 所有人世间的宝藏在时光的沙漏之下，惟有爱浮出水面，索莱尔斯即是爱的打捞者，罗兰·巴特说：“世人所要做的，便是像索莱尔斯学习。”司汤达也曾说：“爱，在我眼中，从来都是最要紧的，或者说惟一的事。”在百年的沉浮中，索莱尔斯与司汤达共同坠落在爱的旋涡中，讲述爱、歌颂爱，在隐性遥契之间丈量着爱的变迁。虽然索莱尔斯大量引用司汤达的作品，但他描绘的并非司汤达，而是经由阅读内化到个人体验的“司汤达化”的索莱尔斯。 时间旅行者倘若受到神灵感召，一定会心有所感。《爱的宝藏》中的“我”与意大利女子米娜因司汤达而结缘，在司汤达的爱情观中反观自身的处境，期间还有司汤达笔下的人物蒙太奇般的还原以及他在私人书信、日记中的间断性自我倾诉。司汤达终生都爱恋意大利女子马蒂尔德·邓波夫斯基，但马蒂尔德始终未接受这份感情。为了探究爱情的本质，司汤达写了《十九世纪的爱情》(又译《爱情论》)，书中很多女子均有马蒂尔德的形象。巧合的是，在《爱的宝藏》中“我”的情感体验也与司汤达对爱的诠释遥相呼应：“1818年3月，司汤达在米兰发现了爱情，真正的激情之爱，同时饱尝了爱的温情、复杂、沉醉与灾难。而和米娜一起，‘我’再度唤醒了他，跟随他的脚步，重新踏上意大利的征程。”司汤达和索莱尔斯对于世事情感的质疑从未停止，他们长期蛰伏于大众的视线，司汤达的《帕尔马修道院》出版10个月都未见任何记者阅读、分析与赞赏，因为他不愿被收买的读者在仇恨和恐惧中度日，如此不善交际让他在法国文学界的名声远低于福楼拜，而“我”也隐居在威尼斯，某种程度上，他们只扮演了执笔人的角色，真正的写作者是他们背后的女子。 米娜与司汤达的渊源更加深化，她专攻法国文学，但只研究一个作家——司汤达；另外，米娜的名字就源自司汤达的短篇小说集《红与绿》中的短篇《米娜·德·旺盖尔》，父亲为了消除人物怪诞疯狂的性格，在此基础上给女儿的名字多加了字母“n”——Minna，这似乎也来源于司汤达写作的怪癖之一——使用加密语言，将文本编成密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