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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哈代精细的诗体模式 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开始，奥登开始更多地采用哈代的“鹰的视域”，从一个很高的高度、更远的时间，即上帝的视角来审视这个世界，审视世界中的每个人和每个地点。奥登有时采用真实的鹰，更多时候则变换为另一种形式：飞机、月亮、照相机或超人，鹰的视域在奥登的诗中不断出现，不断变体。如，在《考虑》（Consider）中，奥登充分地运用了“鹰的视域”来看待自身的问题，并揭示英国当时糟糕的状况。在《一个夏日的夜晚》（A Summer Night）中，奥登则运用月亮意象，保持相同的距离俯视全局，这是对历史危机的逃离，而不仅是对历史事件的总体评判。在《多佛》（Dover）和《牛津》（Oxford）中，“鹰的视域”成为一种描述的方法，而不是对被描述的事物进行谴责的方式。奥登在30年代依然运用这一手法或其变体，客观地描述各种场景，随后从“鹰的视域”转向细致的描摹，在全景视角和细节描摹的结合中寻找生存问题的原因及解决问题的方案。1949年的诗《纪念城市》（Memorial for the City）用乌鸦和照相机取代鹰的意象，以同样的方式观察这个复杂的世界。但是，在《我不是一个照相机》（I am Not a Camera）中，奥登舍弃了曾经热衷运用的超人视角。可见，奥登对哈代的“鹰的视域”经历了从采用、更改到否定的过程。 在奥登的早期诗歌中，我们看到哈代诗风的种种痕迹：对自然的态度、诗节形式、词语选择和诗的场景等。如在1925年的《石墙》（Stone Walls）中，虽然其朴素的口语化口吻可能受到罗伯特·弗洛斯特的影响，诗的主题也可能受到弗洛斯特1914年的诗《修墙》的暗示，但奥登运用了哈代式的词语，诗中unblossoming一词就可能是奥登所认为的哈代“奇怪的词语”。哈代常常在一个普通的名词或动词前面加上否定的前缀，以制造出新奇的效果，这种新奇的技巧吸引着年轻的、喜欢诗歌试验的奥登。在《少年读物》中，奥登把哈代的意象放到一个新的语境下，如《风景》（Landscape）中的“荒凉的氛围”，又如1924年的《矿工的妻子》（The Miner’s Wife）可能来自哈代的诗《新婚妻子》。《新婚妻子》把结婚、背叛和自杀集中在五个诗节中，奥登模仿哈代，同样在一首诗中浓缩了大量的内容，用精练的诗节叙述一个翔实的故事。总体而言，奥登保留了哈代精细的诗体模式，舍弃了诗歌中对现代的怀疑和厌世情绪。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