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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李贺推重赋家赋体，多次引司马相如自喻。对相如赋的“控引天地，错综古今”，似“神化所致”，李贺以“笔补造化天无功”艺术精神，追随于后；相如的“虚辞滥说”与李贺的“虚荒诞幻”，亦皆曾受到“夸过其理”与“理或不足”的非议。李贺诗歌的多种题材内容，对赋家皆有所继承；赋体的隐言谲说被李贺纳入诗性思维，用于抒情状物、创造意象、锤炼字面，以更加诡异的形式出现，直接影响到诗境与风格，体现了长吉体奇诡僻艳的面貌。考察李贺诗歌的赋体渊源，有助于认识文学史上不同文体之间的交融互动关系，同时亦可证钱锺书所称之“惨淡经营，都在修辞设色，举凡谋篇命意，均落第二义”，从而避免诸多给贺诗附会政治背景的臆说。 【关 键 词】李贺/诗歌/赋体/渊源 【作者简介】余恕诚，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授，出版过专著《唐诗风貌》等 李贺诗歌瑰奇诡谲，后世在阐释上分歧极大。主观臆测，假说附会，是挥之不去的幽灵。针对“欲以本事说长吉诗”者，钱锺书曾尖锐批评：“皆由腹笥中有《唐书》两部，已撑肠成痞，探喉欲吐，无处安放。于是并长吉之诗，亦说成史论。”(《谈艺录》七《李长吉诗》)此种弊端，从根本上讲，是研究者把主观之见加于长吉，与作品的实际内容往往并不相符。面对此种情况，笔者认为不妨把某些无根据的附会史事之说搁置一边，而就李贺创作的渊源与来路作一番认真考察，并以此作为辨识李贺诗歌思想内容和艺术的重要依据。因为作者注意接受、大量吸收的是前代何种文学资源，追慕效法的是哪些作家，对他们自身的创作走向，必然有着深刻影响，探其源而识其流，无疑是认识李贺诗歌的一条有效途径。 论李贺诗歌渊源，杜牧《李贺集序》称之为“《骚》之苗裔”，是最早也是最有影响的说法。屈原《离骚》等篇，是赋的源头，汉代人直接以之为赋。若据此而论，则“《骚》之苗裔”，理应包含赋家赋体对李贺的影响在内。但历史资料显示，后代在理解或阐发杜牧的说法时，多半是从楚骚影响长吉最为显著的那种奇情幻思、比兴手法和幽峭意境等方面着眼，至于楚骚是否以赋体特征影响李贺的问题，学者们可能是将《诗》、《骚》与汉魏至唐代之诗，都作为前后一脉相承的诗体看待，而未予深究。事实上，《骚》在诗赋之间，其文体归属本即特殊，彼此界限暧昧，若把《骚》体影响简单归之为赋的影响，亦未必妥当。有鉴于此，本文论述，一般不再牵扯屈原的作品。考察范围主要着眼于赋体进一步确立之后，以司马相如等为代表的赋家对于李贺的影响。“相如始为汉赋，与(扬)雄皆祖(屈)原之步骤”①。理清屈原以下赋家对长吉体的影响，“乘其流者返其源”，则屈赋与李贺之间的传递关系，也会认识得更为清楚和全面一些。 一李贺与司马相如 李贺诗中有一突出现象：凡具有用以自比意味的古人，绝大多数都是赋家或诗赋兼擅的文人。有宋玉、司马相如、东方朔、扬雄、赵壹、张仲蔚、边让、曹植等。其中，西汉大赋家司马相如，被提到的次数尤多，共七见。有“长卿牢落悲空舍”(《南园十三首》其七)、“马卿家业贫”(《出城别张又新酬李汉》)、“茂陵归卧叹清贫”(《昌谷北园新笋四首》其四)、“园令住临邛”(《恼公》)、“为作台邛客”(《河阳歌》)、“相如冢上生秋柏”(《许公子郑姬歌》)、“长卿怀茂陵”(《咏怀二首》其一)。除此七处外，《还自会稽歌》是杜牧《李贺集序》中特别提到的两首诗之一。此诗代梁代文人庾肩吾(庾信之父)抒情，表达其将守贫贱以终老，而于世事未能完全释然的悲凉情怀。诗中写肩吾“秋衾梦铜辇”、“脉脉辞金鱼”，心情沉重复杂。诗前又有长序云： 庾肩吾于梁时，尝作《宫体谣引》以应和皇子。及国势沦败，肩吾先潜难会稽，后始还家。仆意其必有遗文，今无得焉，故作《还自会稽歌》以补其悲。 这样的诗与序，确实如杜牧所说，是“探寻前事，所以深叹恨古今未尝经道者”。但问题是李贺凭什么揣测庾肩吾必有遗文，乃至为其代作诗歌？《梁史》和《南史》有关庾肩吾的传记，并没有可供引发这种猜想的材料，引发李贺的只能是他所最为心仪并视为同调的司马相如。相如遗文是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奏所忠。忠奏其书，天子异之。 相如病免家居，死前留下《封禅书》，是李贺“探寻前事”，联想揣测庾肩吾“必有遗文”的依据。清人萧琯云：“此诗(按：指《还自会稽歌》)正用此结。”(《昌谷集句解定本》卷一)所言甚是。可见，李贺实际上是怀有一种司马相如情结，借代为庾肩吾作歌，抒写从相如到自身那种在牢落中难以泯灭的用世之心。 明白《还自会稽歌》构思与用事，若再读李贺的《咏怀二首》其一，对李贺的司马相如情结当会有更深的认识，诗云： 长卿怀茂陵，绿草垂石井。弹琴看文君，春风吹鬓影。梁王与武帝，弃之如断梗。惟留一简书，金泥泰山顶。 题作“咏怀”，正如清人黎简所说：“此长吉以长卿自况也。”前半写赋闲家居情景，结尾则掉转说相如在屯贱牢落中仍有遗文，留书言封禅事，而武帝取之，用于封禅。诗不仅借咏相如写自己的消闲自适，同时亦借相如留有遗文，写自己虽赋闲而仍著述不止(按：下一首《咏怀》其二开头即写著书)，表现对世事的执着和对文才终能为世所用的期待。它与《还自会稽歌》一显一隐，而内中都直接或间接(以庾肩吾为中介)地含有对相如生活与心事的揣摩，且借以自寓。 除司马相如外，李贺还以其他赋家自喻：“扬雄秋室无俗声”(《绿章封事》)、“曼倩诙谐取自容”(《南园十三首》其七)、“边让今朝忆蔡邕”(《南园十三首》其十)、“宋玉愁空断”(《恼公》)、“赵壹赋命薄”(《出城别张又新酬李汉》)、“下有张仲蔚，披书案将朽”(《感讽五首》其五)。宋玉、东方朔(曼倩)、扬雄、赵壹、边让、张仲蔚，都是以赋著名。而除了相如与上述赋家之外，其他被李贺用以自喻的古人则很少，仅范蠡(《昌谷诗》：“好学鸱夷子”)、终军、颜回(《春归昌谷》：“终军未乘传，颜子鬓先老”)、北郭骚(《感春》：“花悲北郭骚”)等极少数人。对照起来，更可以看出司马相如等赋家在李贺心目中占有的突出地位。 与李贺同时，赏识李贺而又最受李贺推崇的人物是韩愈、皇甫湜。李贺《高轩过》称颂二人：“殿前作赋声摩空，笔补造化天无功。”韩愈、皇甫湜以古文著名。李贺却偏偏提出二人之赋，推崇到“笔补造化”的地步，这显然不是对具体作品的评价，而是特意将赋这种文体与其所敬重的前辈结合起来。赋，特别是骋辞大赋，铺张扬厉，内容阔大，作者既需要有广博的才学，又要有强大的笔力，所谓“会须能作赋，始成大才士”(《北史·魏收传》)。赋，“不歌而诵”，是用以诵读的。只有这种宏文巨制，宣读起来，才有“殿前作赋声摩空”的气势。在写法上，如司马相如之“控引天地，错综古今”，“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西京杂记》卷二)，也正是可谓“笔补造化天无功”。由《高轩过》对韩愈、皇甫湜赋之极度称颂，亦可见赋体在李贺心目中地位之高。 因看重故有借重。尽管李贺所用文体为诗体，但赋源自诗骚，诗与赋关系极近，彼此相互参用吸收，实为普遍而经常的现象。唐代又处在诗赋彼此消长、积极展开交融互动的关节点上，姚华《弗堂类稿》云：“律赋既行，古赋衰歇，格律拘束，不便驰驱，登高所能，复归于诗。于是李杜歌行、元白唱和……皆用赋为诗。”虽然只举李杜元白，而韩孟一派诗人也同样如此。特别是在文与质、辞与理的关系上，赋偏重在文与辞。《三都赋序》称赋“文必极美”、“辞必尽丽”，道出了赋体“唯美”的特征。而李贺，则如钱锺书所云：“长吉穿幽入仄，惨淡经营，都在修辞设色。”(《谈艺录》七《李长吉诗》)故而对于李贺这样的诗人，醉心于“极美”“尽丽”的赋，以赋为借鉴取资的对象，便是很自然的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