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期以来，治文学史者多受到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论说的影响，普遍流行着“楚骚、汉赋、魏晋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说法。似乎一部文学发展史就是一部文体变迁史，一个时代就只着眼于某一种文体的文学。于是乎论辞赋，似乎只重汉代，无论他朝；讲宋代文学，似乎只重宋词，其他文体形式少有人问津。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学术研究的整体繁荣，宋代文学的研究也呈全面开花之势，不唯宋词，诗、文、戏曲、小说等文体也日渐受到学界重视，从书目整理、作品编选、资料汇辑到专题研究，时有著作问世。但是，对于宋赋的研究，却一直处于相对薄弱环节。虽偶有学者涉及，但与其他宋代文体研究相比，或者与其他时段辞赋研究相比，还远远不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培的《两宋辞赋史》全面总结了宋代辞赋的应有地位及其价值，在文学、文体研究史上具有一定意义。 注重辞赋发展的源流通变 作为两宋辞赋研究的著作，该书首先对宋代辞赋作家作品做了一次全面总结。作者在全面搜集、充分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实证的方法，爬梳整理，钩沉考订。而且，该书在论述过程中，不仅照顾到了辞赋各体在宋代的发展，并且既关注重点名家，又对过去不被重视甚至根本否定的三四流作家做了较为详细与肯定的评价，增强了全书的新鲜感与丰富性。而在个案选择的问题上，注意点面结合，也看出了作者的用心。如第一章“宋初辞赋创作探析”，首先论述了北宋初期辞赋的总体特征及其成因，然后从文体方面分别论述宋初的颂美讽喻赋与抒情言志赋，而后重点分析了吴淑的《事类赋》，最后分别对田锡与王禹偁的辞赋做了详细论述。可以说作者考虑细致周全，顾及方方面面。 其次，该书论述纵横交叉，“综合融通”，显示出了一种完整性。从纵向演变来看，作者有着“史”的观念，注重辞赋发展的源流通变，对于两宋辞赋的发展阶段划分合理，脉络清晰。为便于操作，作者分别从北宋和南宋两大阶段进行论述，探讨其辞赋的嬗变轨迹，比较两者之间的异同之处。两宋又各分为初、中、后期，对比归纳在每个小段辞赋的特征及形成原因，并择取典型个案加以论证，以求凸显宋代辞赋不同时期的特征。从横向结构看，作者不仅兼顾辞赋各体形式的发展，而且关注宋代辞赋与其他文体形式的相互消长，将宋代辞赋的发展和中国辞赋发展的总趋势结合起来，将宋赋各体的发展与中国辞赋各体发展的总趋势结合起来，在研究、比较中进一步彰显宋赋的特征。这从论著各章节目录就可见一斑，如第二章第四节“辞赋中淑世精神的张扬”、第五六两节“屈骚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第三章“趋向高雅：北宋后期辞赋的演变”，第四章“继承与新变：南宋初期辞赋的发展”，第五章“骋才使气与淳厚渊雅：南宋中期辞赋的繁荣与风貌的确立”，等等。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令人信服的，这种研究格局给人一种整体感、全局感。 “大文学史”融通其中 该书拓展辞赋研究的新思路，显示其别开生面之处，不仅仅表现在章节安排、形式结构等具体方面，更重要的是采用“大文学史”的观念方法，将宋代辞赋放在大文化的背景下来考量其特点与价值。作者在其著“后记”中，感叹因“礼乐教化和个性解放的角逐”而导致“古代正统学术研究的偏移或者断裂”，“连同正统学术一起旁落的还有融通文史哲学的治学精神”，因此，他“坚持文学研究应该立足于文史哲学，回归传统学术”。正是基于此中考虑，作者“力图以辞赋为中心来展示与之相关的宋代社会、政治、学术等各个侧面的流变，力图融通文史哲学，因此，它和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史或文体发展史的区别是一目了然的”。如第二章第七节 “北宋中期的理学思潮与辞赋创作”，第三章第二节“北宋后期的科举改革与辞赋创作”，第四章第二节“两宋之际的党争与辞赋创作”，等等，从而较为准确地描述和阐释出宋代辞赋与宋代学术的特点和轨迹。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