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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中的“西湖意象”及其文化蕴涵(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学遗产》2013年5期 沈松勤 参加讨论

    三宋词中的西湖礼俗文化空间意象
    城市、尤其是京城承载着上至朝廷各种典礼、下至市民各种风俗的文化活动,是一座礼俗文化空间。吴自牧《梦粱录》所载《满庭芳》、《庆清朝》、《瑞鹤仙》诸词,便书写了南宋一年一度倾朝出动的朝飨礼与恭谢礼的宏大场面。《满庭芳》云:
    凤阁祥烟,龙城佳气,明禋恭谢时丰。绮罗争看,帘幕卷南风。十里仙仪宝仗,暖红翠、玉碾玲珑。銮回也,箫韶缓奏,声在五云中。千官迎万乘,丝纶迭迭,锦绣重重。听鸣矟辇路,宴罢鳌宫。瞻仰天颜有喜,君恩霈、寰宇雍容。生平愿,洪基固拱,圣寿永无穷。据吴自牧载:“每岁孟冬,例于上旬行孟冬礼。遇明禋,行恭谢礼,系先一日朝飨,次日方行恭谢。百官与宰相起居,在学士院伺候驾出景灵宫。……驾前教乐所伶工导引,作乐逍遥。辇后钧容直动鼓吹从后,诣景灵宫行恭谢礼。礼成,就西斋殿赐平章、执政、亲王、百官宴,盏次食品,并如朝会。”又《瑞鹤仙》云:“欢声盈万户,庆景陵礼毕,銮舆游步。西郊暖风布。喜湖山深锁,非烟非雾。传收绣羽,骅骝驰骤绒缕,望彤芳、稳稳金銮,衮鸾翔舞。”(27)则又书写了朝会结束后君臣与市民同乐于西湖山水间的情形。若从前文所述词人的政治心态观之,这显然典型地体现了南宋君臣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场景,但作为一种文化活动,举行朝飨礼与恭谢礼是履行既定的国家仪礼的具体体现。《满庭芳》、《庆清朝》、《瑞鹤仙》等词所书写的,便是履行这一仪礼的时空序列,其中所谓“君恩霈、寰宇雍容。生平愿,洪基固拱”等等,虽属毫无实际意义的套话,却也表现了君臣和市民共同所拥有的一种愿望和祈求,是由国家典礼滋生出来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礼俗文化心态,也就是说,词所展示的,是基于这一心态创作而成的西湖礼俗文化空间意象。
    综观宋代君臣与民同乐的文化活动的盛况,莫过于节序庆典、尤其是元宵。元宵又称上元或元夕,其表现形态是张灯宴游。自十四日起,或张灯三夜(28),或张灯五夜(29)。盛唐以后,元宵张灯渐盛,但其活动主要局限于上层社会,民间并不流行,至北宋,则盛行于整个社会而“冠于前代”(30)。仁宗在一次元宵御楼观灯时还谓大臣:“朕非好游观,与民同乐耳。”(31)徽宗闹元宵时,又于灯山悬挂“宣和与民同乐”的金字招牌(32)。元宵热闹盛大的场面,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等有详细的记载,在北宋词中也屡有书写。大量事实表明,元宵张灯宴游成了北宋君臣“与民同乐”的“狂欢节”;至南宋,其狂欢程度堪称空前。据周密记载,临安元宵不仅“效宣和盛际,愈加精妙”,张灯期间,“终日天街鼓吹不绝,都民士女,罗绮如云,盖无夕不然也”,而且“都城自旧岁冬孟驾回,则已有乘肩小女、鼓吹舞绾者数十队,以供贵邸豪家幕次之玩。而天街茶肆,渐已罗列灯球等求售,谓之‘灯市’。自此以后,每夕皆然。三桥等处,客邸最盛,舞者往来最多。每夕楼灯初上,则箫鼓已纷然自献于下。酒边一笑,所费殊不多。往往至四鼓乃还。自此日盛一日。……吴梦窗《玉楼春》云:‘茸茸狸帽遮梅额,金蝉罗剪胡衫窄。乘肩争看小腰身,倦态强随闲鼓笛。问称家在城东陌,欲买千金应不惜。归来困顿殢春眠,犹梦婆娑斜趁拍。’深得其意态也”(33)。在宋代,元宵活动并不限于京城,作为元宵的前奏,“灯市”也常见于其他城市,但临安“灯市”期间昼夜箫鼓不绝、歌舞不止的情形,为北宋汴京或宋代其他城市所罕见,故陈著《玉漏迟》称此情形“镇似元宵时候”。南宋临安元宵张灯宴游之盛,于此可见一斑。又赵长卿《宝鼎现·上元》云:
    嚣尘尽扫,碧落辉腾,元宵三五。更漏永、迟迟停鼓。天上人间当此遇。正年少、尽香车宝马,次第追随士女。看往来、巷陌连甍,簇起星球无数。政简物阜清闲处,听笙歌、鼎沸频举。灯焰暖、庭帷高下,红影相交知几户。恣欢笑、道今宵景色,胜却前时几度。细算来、皇都此夕,消得喧传今古。绮席成行,炉喷袅、沉檀轻缕。睹遨游彩仗,疑是神仙伴侣。欲飞去、恨难留住。渐到蓬瀛步。愿永逢、恁时恁节,且与风光为主。该词层层书写了南宋皇都于“元宵三五”夜从宫廷到民间张灯宴游、“普天同庆”的盛大场面与狂欢氛围,一派元宵意象。在这种意象里,虽然没有以元宵为背景的小说那种“颠覆了日常生活原来预设的礼法和时空秩序,打破了日夜之差,贵贱之别,男女之防,从而提供了男女相处的机会,于是许多小说中幽会与艳情,便放置在这样的公共空间中,演绎出种种悲欢离合的浪漫故事”(34),但同样打乱了平时的礼法秩序与社会等级,人与人在平时由礼法秩序与社会等级筑就的坚固的距离屏障,为灯下的宴游狂欢所冲破,人们在公共的宴游空间里融为一个狂欢整体,不分贵贱,不分男女,无拘无束地“次第追随”“恣欢笑”,并随便而亲昵地接触。辛弃疾在京所作《青玉案·元夕》下片:“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则又具体呈现了这种发自真实人性的新型人际关系。他如康与之《瑞鹤仙·上元应制》、张抡《烛影摇红·上元有怀》、史浩《粉蝶儿·元宵》、吴潜《宝鼎现·和韵己未元夕》等一系列西湖元宵词,也都体现了这一点。从民俗学角度观之,作为节序活动之一的元宵张灯宴游,是一种风俗行为;而作为风俗行为的节序活动,则构成了一年的生活节奏,“年复一年的生活文化之网,就是以此为轴心编织出来的”(35),透过赵长卿等人词作在书写张灯宴游中形成的西湖元宵意象,却不难看出人们通过闹元宵的狂欢节奏所编织的“生活文化之网”的具体形态,从中可以窥见作为文化“标征”的西湖风俗空间所蕴含的丰富内涵。
    无论南宋抑或北宋,元宵之所以成为“狂欢节”,狂欢中之所以流露出真实人性,展现出新型人际关系,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变革不无关系。“学者们描述中世纪中国所发生的一些关键性的制度变革,以为始于8世纪下半叶,至北宋而达于顶点”。而“伴随着这些变革而来的是:赋税和贸易日益货币化了;商人的人数、财富和力量增长了;社会和官府轻视商业和商人阶级的态度缓和了”(36)。从而促进了城市、尤其是京城的消费与娱乐,使京城作为政治中心的同时,成了全国的文化娱乐中心。而早在北宋,杭州的商业经济已居全国之首。哲宗元祐年间,苏轼在一份奏章中指出:“天下酒税之盛,未有如杭者。”(37)《宋会要·食货》所列税额数目,北宋杭州不但多于江宁和苏州,并超过了首都开封,位列全国第一(38)。经济的繁荣,财富的增长,一方面促使市民形成了前引柳永《望海潮》所谓“竞豪奢”的民风习性,也就是周密所说的:“大贾豪民,买笑千金,呼卢百万,以至痴儿子,密约幽期,无不在焉。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儿’之号。”(39)这一民风习俗反过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另一方面诱发了市民的娱乐激情,加诸西湖得天独厚的“天下景”,朝暮晴雨,四时总宜,又形成了喜遨游的习俗。即陈造所谓“杭人喜遨……今为帝都,则其益务侈靡相夸,佚乐自肆也宜。然湖山之胜,近在城外,城中凭高,约略在目;一举足,则向得之约略者,皆身履之。俗之喜遨,亦其势然”(40)。这从周密《曲游春》中可见一斑:
    禁苑东风外,扬暖丝晴絮,春思如织。燕约莺期,恼芳情偏在,翠深红隙。漠漠香尘隔,沸十里、乱丝丛笛。看画船、尽入西泠,闲却半湖春色。柳陌,新烟凝碧。映帘底宫眉,堤上游勒。轻暝笼烟,怕梨云梦冷,杏香愁冪。歌管酬寒食,奈蝴怨、良宵岑寂。正满湖、碎月摇花,怎生去得。该词所展示的是元宵过后的“探春”意象。关于西湖“探春”的热闹情形,周密有具体的记载:“都城自过收灯,贵游巨室,皆争先出郊,谓之‘探春’,至禁烟为最盛。龙舟十余,彩旗叠鼓,交午曼衍,粲如织锦。内有曾经宣唤者,则锦衣花帽,以自别于众。京尹为立赏格,竞渡争标。内珰贵客,赏犒无算。都人士女,两堤骈集,几于无置足地。水面画楫,栉比如鱼鳞,亦无行舟之路,歌欢箫鼓之声,振动远近,其盛可以想见。若游之次第,则先南而后北,至午则尽入西泠桥里湖,其外几无一舸矣。弁阳老人有词云:‘看画船尽入西泠,闲却半湖春色。’盖纪实也。”(41)其实,周密笔下的《曲游春》,不仅是对西湖“探春”场景的纪实,而且也是对生活在西湖“天下景”的居民“务侈靡相夸,佚乐自肆”的生活风习和性格意象化的展现。
    美国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指出:“城市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绝非简单的人工构筑物。城市已同其居民的各种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42)进而言之,居民是城市日常生活的主体,由于他们的各种活动,使城市空间变得鲜活而又生动;而居民在各种活动中形成的风习和性格,则是城市风俗文化的核心所在。风俗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态,与经典文献式的理论形态的高层位文化相比,属于习惯性的生活形态的低层位文化。在“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古代中国,体现风俗的是一定区域社会各阶层在物质生活基础上形成的,并直接参与其中、囿于其中的生活样式和行为模式;而决定其生活样式和行为模式的,则是区域人群的生活标准、趣味原则和心理积习,以及由此形成的生活文化性格。宋代杭州居民从“东南第一州”时“竞豪奢”到成为天城帝都时“益务侈靡相夸,佚乐自肆”的风习和性格,便是在经济不断繁荣,财富不断增长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主导着他们的各种活动,也成了西湖生活空间的鲜活灵魂。这一灵魂作用于他们的节日狂欢,也作用于新旧居民的日常生活。下列记载足以证明这一点:
    一日御舟经断桥,桥旁有小酒肆,颇雅洁,中饰素屏,书《风入松》一词于上。光尧(高宗)驻目,称赏久之。宣问何人所作,乃太学生俞国宝醉笔也。其词云:“一春长费买花钱,日日醉湖边。玉骢惯识西泠路,骄嘶过,沽酒楼前。红杏香中歌舞,绿杨影里秋千。东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鬓云偏。画船载取春归去,余情在,湖水湖烟。明日再携残酒,来寻陌上花钿。”上笑曰:“此词甚好,但末句未免儒酸。”因为改定云:“明日重扶残醉”,则迥不同矣。即日命解褐云。(43)城市空间的聚集性与流动性,为四方商人和士子进城生活提供了可能与条件。俞国宝,临川人,淳熙时太学生,是西子湖畔的一位新居民。其《风入松》既真实展现了京城居民于日常生活中“竞豪奢”,喜遨游的纷繁空间,又尽情书写了自我遨游西湖的浓情豪兴,自己也充当了“佚乐自肆”者。时为太上皇的高宗赵构,同样属于一位特殊的外来居民,也与俞国宝一样加入了“佚乐自肆”的遨游行列,并在认同俞词的同时,也认同了生活于西子湖畔的居民长期奉行的生活样式和行为模式;换言之,作为生活在同一城市的外来居民俞国宝与赵构,尽管他们的身份与地位有天壤之别,但都获得了与原住居民相一致的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在其他词人笔下众多书写遨游西湖空间的词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然而,由于西湖的这一文化空间偏偏与南宋京城的政治空间同时并存,而如前文所述,在西湖政治空间中的首要矛盾,却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和战之争;卧薪尝胆,收复中原,或强化斗志,抗击外侵,是爱国志士的终身志向。因此“暖风吹得游人醉”的西湖常常遭致时人哀叹,甚至将南宋的退缩和灭亡归咎于西湖;展示以居民的风习和性格为灵魂的西湖文化空间意象的词作,也同样常常遭致后人的讥讽。方回在《涌金门城望》中便说:“《风入松》词万口传,翻成余恨寄湖烟。难寻旧梦花阴地,剩放新愁雪意天。”(44)对《风入松》词包括词作者和高宗的讽刺溢于言表;诸如此类的讽刺乃至激烈的批判,在当代的有关研究成果中也不乏其例。这种讽刺与批判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当我们承认国家政治与民间风俗之间有差异时,当我们将南宋志士的爱国情结与杭州居民的生活习性分别对待时,上述呈现西湖礼俗文化空间意象之词,也就不乏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而无可厚非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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