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宋代杭州西湖的物质文化、政治文化和礼俗文化等多重文化空间的客观存在，为宋词提供了多维视角的书写；而宋词在对西湖空间的多维书写中，呈现出多种“西湖意象”，展现了审美、政治、礼俗等多个层面的文化蕴涵。这既丰富了西湖的空间内涵，又促进了宋词的表现领域，呈现出“双重建构”的趋向，为宋词研究带来新的研发空间。 【关 键 词】宋词/西湖意象/文化蕴涵 【作者简介】沈松勤，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出版过专著《南宋文人与党争》等。 如果说，“城市如同建筑，是一种空间的结构，只是尺度更巨大，需要用更长的时间过程去感知”①，那么，呈现这个巨大空间的，不仅是建筑与地理意义上的物质性存在，同时又“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②。由政治心理状态构成的政治文化空间和由礼俗心理状态构成的礼俗文化空间，无疑是这个整体中最具活力、最为丰富多彩的两大要素，也是物质空间的灵魂所在；即便是物质空间，也非仅仅表现为自然的或物质的属性，同时也“给人以美感的特点”，是由人的审美心理状态所构成。在国家权力象征的京城，尤其如此。而以物质、政治和礼俗诸空间构成的京城，是各种人群聚居生活的场域，更是各种政治、文化活动的集散地，其中便包括了文学活动。坐落在西湖山水之间的宋代杭州，便是诗词、小说和戏曲等文体创作与传播活动的中心。这些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又以各自的艺术形态生动地展示了杭州从都市到京城的多重性空间。考察宋词中所展示的西湖物质、政治和礼俗三大互为依存的空间意象，揭示宋词与西湖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尽可能予以现代阐释，是本文的任务与目的。 一宋词中的西湖物质文化空间意象 城市物质空间意象来自城市的“个性、结构和意蕴”，它“必须包括物体与观察者以及物体与物体之间的空间或形态上的关联，最后这个物体必须为观察者提供实用的或是情感上的意蕴”；一个“高度可意象的城市”，其物质空间“应该看起来适宜、独特而不寻常，应该能够吸引视觉和听觉的注意和参与”，并“给人以美感的特点”；而城市的物质空间则由“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五大元素组成，它们之间“不会孤立存在，区域由节点组成，由边界限定范围，通过道路在其间穿行，并四处散布一些标志物，元素之间有规律地互相重叠穿插”③。这五大元素同样可用来归纳中国古代“高度可意象”的城市物质空间的构成。如曲江、金明池和西湖，便分别是散布在唐代长安、宋代汴京和杭州诸多标志物中最突出的地标。不过与长安、汴京不尽相同，作为杭州城市的地标，西湖又不失为中等以上的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中，又有孤山、苏堤、西山、吴山等诸多各具空间个性特征的分区，它们之间如同市民所居街区，边界、标志物和人们活动的聚集处即节点等等，一应具有，既高度实用，又极富意蕴，让人流连忘返。因此，西湖在唐宋诗词中，又往往等同于杭州。杭州有钱塘、临安、武林、余杭等多种称呼。随着隋代运河的开通，杭州城市的物质空间开始长足发展，经过唐五代近四百年的建设，杭州不仅跻身到了全国繁华都市的行列，而且其“个性、结构和意蕴”在人们的心目中形成了“天堂意象”。 杭州何时被人视为“天堂”，现在很难得到一个确切的时间节点。从徽宗北狩南归的曹勋说：“臣在虏寨时，具闻虏人言金国择利便谋江南。又日，上界有天堂，下界有苏杭，其势欲往浙江。”④据此可知，正式视杭州为“天堂”，最迟在北宋末年的金国就已流行。不过，类似这一比喻，早在宋初潘阆的《酒泉子》中业已出现： 长忆钱塘，不是人寰是天上。万家掩映翠微间。处处水潺潺。异花四季当窗放。出入分明在屏障。别来隋柳几经秋。何日得重游。潘阆，大名府人，号逍遥，太宗朝闻人，因寓居杭城，城中有“潘阆宅”，后人又将其宅所在之巷命名为“潘阆巷”，并在其宅基立“潘逍遥祠”⑤。该词为潘阆思念杭州而作，所谓“不是人寰是天上”，堪称杭州“天堂意象”的原型。潘阆《酒泉子》共十首，这是第一首，书写杭州城市个性和意蕴给人的美感特点，其二为“长忆钱塘”，其三、其四为“长忆西湖”，其五为“长忆孤山”，其六为“长忆西山”，其七为“长忆高峰”，其八为“长忆吴山”，其九为“长忆龙山”，其十为“长忆观潮”。十词均以“长忆”揭调，是一组重句联章，通过对城区与西湖及西湖山水不同分区的书写，从点到面，点面结合，展示了杭州“不是人寰是天上”的意象。其四又云： 长忆西湖，尽日凭栏楼上望。三三两两钓鱼舟。岛屿正清秋。笛声依约芦花里。白鸟成行忽惊起。别来闲想整纶竿。思入水云寒。词从凭栏远眺的角度，将西湖风光一一驱遣入词，渔舟垂钓、岛屿清秋，笛声悠悠，芦花飞扬，白鹭成行，构成了极具隐逸色彩的环境氛围，犹如一幅设色淡雅的隐者图。词在书写城市的物质空间时，不可能像专门性的地理类笔记那样具体详尽，也不会像小说那样将城市空间作为人物活动和故事情节发生的背景来处理，而是根据词人内心感受和审美趣味，创造出独具内涵的意象。该词所呈现的清净淡雅的空间意象，便出于词人对离别西湖后“尘土污人衣”⑥的厌弃和对西湖自然清净之美的向往。这种物中有我的意象，既不失空间物象的真实性，又丰富了空间物象的内涵，较诸地理类笔记所载或小说中作为背景处理的物质空间，更为引起读者的注意乃至神往。据载：石延年获潘阆此词后，“使画工彩绘之，作小景图”⑦；又“钱希白爱之，自写于玉堂后壁”⑧。石、钱二人之所以如此，不仅出于对西湖景观形态的欣赏，更在于对经过潘阆审美创造后的西湖物质空间意象的神往。 对于城市物质空间或其中的标志物，敏锐的观赏者可以排除已有意象的干扰、或在已有意象基础上获取新的美感印象，揭示出新的意蕴，不断丰富已有的意象。潘阆《酒泉子》十首以独特感受而创作的意象群的形式，首次全面地展示了以西湖山水为主的杭州物质空间形态，柳永的《望海潮》则以赋体的手法，首次将杭州物质空间作了全景式的书写，从整体上赋予了“天堂意象”的新意蕴：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迭  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就该词的内容而言，诚如陈振孙所说：“承平气象形容曲尽。”⑨但词中对杭州物质空间的整体形态的书写，却不可小觑。杭州地处吴兴、吴郡和会稽即“三吴”之间，外傍钱江天堑，内拥西湖山水，在东南别具形势之胜。柳永从这个多维而又宽广的物质性地理空间落笔，渐次叙都市之繁盛，状钱江之壮阔，书市民之殷富，进而聚焦西湖山水，从湖山全景、四时风光、昼夜笙歌、湖中人物四个方面，描绘西湖的空间物象；其中“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一写桂子飘香之久，一写荷花种植之广，两者又都是西湖这个地标中的标志性景物，彼此参错交织，极具匠心。全词由远及近，由外而内，展现了各具特色的城市布局和物体相互连续、高度融合的形态，将“适宜、独特而不寻常”的杭州物质空间“形容曲尽”。与前述潘阆的《酒泉子》不尽相同，此词在“形容曲尽”杭州物质空间中，主要出诸客观铺叙，仿佛人物写真，但“写真”不等于“复制”。柳永在客观铺叙的基础上，充分调动慢词铺张扬厉的手法，进行了理想世界中的艺术建构，源于现实之真，又高于现实之真，因而《望海潮》所展示的已不再是一个物质性的地理意义上的几何学存在，而是与艺术作品通过清晰协调的形式，满足生动可懂的外形来创作意象一样，属于一种诗学意义上的意象。以此观之，又与潘阆《酒泉子》殊途同归，共同丰富了西湖物质空间的文化蕴涵，增强了作为“天堂”的杭州对人们的吸引力。据罗大经载：“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⑩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挥师南侵，陈兵长江北岸，当然不仅仅是为了玩赏西湖，但一个多世纪后西湖因此词牵动长江之愁，险遭蹂躏，倒是值得注意的。西湖山水在在莫非诗境画境，处处莫非诗情画意，而且又如苏轼《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诗所说：“西湖天下景，游者无愚贤。深浅随所得，谁能识其全。”(11)西湖物质空间之美具有亲和性和丰富性的特点，成了唐代诗人、尤其是白居易以后众多诗人竞相书写的对象。在“别是一家”的新诗体词尚处侧艳的“花间”时代的北宋初年，潘阆、柳永则先后以词人的身份加盟其中，而且在书写其物质空间以获得西湖意象的真实感与现场感的过程中，通过各自的体验，从不同角度解读西湖之美，并以与“花间”词迥然有异的崭新意象给西湖物质空间注入了文化意蕴，体现了词体创作的一种新趋向。柳永以后、特别是杭州成为南宋皇城后，词人对西湖的书写增多，呈现出多元解读，“深浅随所得，谁能识其全”的西湖“天下景”也随之得到了多元呈现。 南宋一代的词人，很少不曾逗留西子湖畔的。他们留下了大量书写西湖物质空间的词作。如周紫芝《水调歌头·雨后月出西湖作》、康与之《长相思·游西湖》、杨无咎《水龙吟·赵祖文画西湖图，名曰总相宜》、刘德秀《贺新郎·西湖》、石孝友《多丽》(晚山青一川)、范成大《满江红·雨后游西湖，荷花盛开》、赵汝愚《柳梢青·西湖》、马子严《阮郎归·西湖春暮》、史达祖《贺新郎·六月十五日夜西湖月下》、高观国《菩萨蛮·苏堤芙蓉》等等，作者以各自的体验和感知，或从整个湖光山色，或就某一具体的标志物，分别书写了西湖不同季节的不同空间与景观，呈现出多种物质空间意象，使西湖“天下景”的丰富性得到了多元展示。在这种多元展示中，还有两类词值得注意。 一类是随着南宋观赏者对西湖的深入感知而出现的专门分区域的书写。吴自牧说：“近者画家称湖山四时景色最奇者有十，曰：苏堤春晓，曲院荷风，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岸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两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春则花柳争妍，夏则荷榴竞放，秋则桂子飘香，冬则梅花破玉，瑞雪飞瑶，四时之景不同，而赏心乐事者亦与之无穷矣。”(12)作为西湖山水的分区，“西湖十景”的成因，虽然主要在于物质空间的自然分布，而不是出于像城市设计者那样的预先设计，但其形成却同样出于人的规划，只不过这种规划出于人们对西湖意蕴深入感知后的一种心理图像。这种图像在画家的笔下多有呈现，如画院祗候马麟专门画有《西湖十景册》(13)。词人张矩、周密、陈允平等不甘画家专美于前，分别作有“西湖十景词”。如周密《木兰花慢·平湖秋月》： 碧霄澄暮霭，引琼驾、碾秋光。看翠阙风高，珠楼夜午，谁携玄霜。沧茫。玉田万顷，趁仙查、咫尺接天潢。仿佛凌波步影，露浓佩冷衣凉。明珰。净洗新妆。随皓彩、过西厢。正雾衣香润，云鬓绀湿，私语相将。鸳鸯。误惊梦晓，掠芙蓉、度影入银塘。十二栏杆伫立，凤箫怨彻清商。月光湖光，上下交辉，如冰雪晶莹，一片空明澄澈。这是平湖秋月的现实物质空间，更是经过周密审美建构后的心中意象。周密笔下的其他九景，以及张矩、陈允平等人的“西湖十景词”，也同样既具有不同景观的不同现实物质空间特征，又无不对这些空间进行了不同的审美建构，呈现出内涵不尽相同的意象。这些意象是画笔所难以表达的。 一类是成为南宋首都后的皇城书写。南宋建都西子湖畔后，西湖的物质空间得到了空前发展，正如周煇所说：“昔岁风物，与今不同。四隅皆空迥，人迹不到，宝连山、吴山、万松岭，林木茂密，何尝有人居。城中僧寺甚多，楼殿相望。出涌金门，望九里松，极目更无障碍。自六蜚驻跸，日益繁盛。湖上屋宇连接，不减城中。‘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孤山？’近人诗也。”(14)这种“日益繁盛”的物质空间形态也常为词人所书写，如杨泽民《风流子·咏钱塘》： 佳胜古钱塘。帝居丽、金屋对昭阳。有风月九衢，凤凰双阙，万年芳树，千雉宫墙。户十万，家家堆锦绣，处处鼓笙簧。三竺胜游，两峰奇观，涌金仙舸，丰乐霞觞。芙蓉城何似，楼台簇中禁。帘卷东厢。盈望虎貔分列，鸳鸯成行。向玉宇夜深，时闻天乐，绛霄风软，吹下炉香。惟恨小臣资浅，朝觐犹妨。降至南宋，杭州跃居成为全国乃至世界大都市，意大利马可波罗于宋亡后游览杭州，还惊叹为“世界”的“天城”(15)，其繁华程度，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耐得翁《都城纪胜》，以及周淙《乾道临安志》、潜说友《咸淳临安志》等，都有记载。该词所书虽不如这些笔记小说和方志那么详尽，却堪称继柳永《望海潮》后又一首将西湖物质空间的结构形态“形容曲尽”之作，但杨泽民所书写的，已不是柳永笔下的“东南第一州”而是华贵的天城帝都，呈现的是一派天城帝都与“天下景”融为一体的“天堂意象”。 从北宋初期的潘阆、柳永到南宋诸多词人，对西湖的物质空间作了全面的书写，呈现出多元空间意象，从中展现了西湖“天下景”的丰富性和杭州从都市到帝都的物质空间的发展历史。这些书写固然受制于具体的现实空间形态，但无不“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因此，西湖的物质空间不仅成了词人审美理想的外化形态，同时也被转化成了载负词人政治心态的政治文化空间意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