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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元代“江南书写”与国家一统、多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下，“北人南下”、“南人北上”风潮伴随始终，它最终成为南北文人共咏联唱、对话交流的主题，某种程度而言，是北人为南风所熏、南人努力推波助澜的结果。总体而言，元代的“江南书写”既在北方游牧文化与南方农耕文化碰撞、交融过程中发挥着优质的媒介作用，又由于多族文人不同的文化背景呈现出独特的意蕴，在南北文人的他乡视角书写中，被寄予了浓厚的乡愁情结，从而为传统的江南书写平添了不同的文化意蕴。 【作者简介】邱江宁，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在现有的元代文学研究格局中，尽管元曲研究热潮逐渐退去，诗文研究热情在上升，但研究视角上多不能突破汉族中心主义思想的局限，无法展示出元代诗文创作的独特风貌。元王朝之区别于以往时代的根本特征在于文明程度较低的游牧民族成为统治者，南北、多民族融合问题是整个王朝的核心问题，对元代文化、文学尤其是诗文独特风貌的形成影响深远。由于对元代南北、多民族文化融合与文学创作关系的思考不够关注，元代诗文研究中类似于江南书写、两都书写等在元代南北多民族融合进程中突显出来的话题往往没有成为人们讨论的中心。事实上，在元代，随着北方民族与南方民族相互融合的进展，各种政治和文化因素共同导致“江南”在文学上的地位日趋突出，“江南书写”十分盛行：无论是江南来到北方的大批汉族文人，诸如赵孟頫、虞集、邓文原、袁桷、贡奎、柯九思、揭傒斯、范梈、杨载、黄溍、柳贯等；还是从西北来到江南的大批少数民族文人，像贯云石、马祖常、萨都剌、余阙、高克恭、康里巙巙、泰不华、雅虎、聂古柏、斡克庄、斡玉伦徒、鲁至道、二廷珪、丁鹤年、薛昂夫等等，都热衷于“江南”题材的书写。有元一代，“江南书写”与“北人南下”、“南人北上”风潮伴随始终，它既在北方游牧文化与南方农耕文化碰撞、交融过程中发挥着优质的媒介作用，彰显出西北游牧民族文人向南方文明学习，缔造新文化的热忱；又折射出南方文人在多民族文化碰撞中，作为优质文明的主人对江南的文化怀乡情结。本篇以“江南书写”为研究核心，既在于为现有元代诗文研究提供特征性的研究细节，更期望多民族文化融合视角成为元代诗文研究的重要视角。 一元代多民族交融的大背景与江南书写的盛兴 以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世祖特诏程钜夫江南访贤事件为界，一方面，北方统治阶层所代表的游牧文化渐开心扉，以主人翁姿态向农耕文化以及南方文明学习，汲取中原定居民族统治管理的经验；另一方面，南宋治下的江南地域所代表的农耕文化，在北方游牧统治者的示好意识下，也竭力期望达成夷夏转型，由此，在国家政策调整的大背景下，“南人求名赴北都，北人徇利多南趋”①，北人南下与南人北进风潮双向对流，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就此由对立、碰撞走向交流、融合，多民族士人江南书写的热潮由此掀起。 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风潮与他们的江南书写。北人南下风潮是北方游牧子弟大量展开江南书写的前提。元朝统一江南之后，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风潮就大举掀起。许有壬说：“昔江南平，中土人南走若水趋下，家而占籍者有之，衔命仕者又倍蓰焉”②，周密在至元末曾感慨地说：“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宜乎不复回首故国也”③，元代多族人群南迁的途径主要通过战功、经商、流放、求学等方式实现。 以战事而南迁是北方游牧族群南下风潮中的主流。元王朝崛起于西北，蒙古大军的征服进程由北而南，大量西域色目④逐步深入到江南腹地。如元曲大家贯云石家族。在平宋战争中，贯云石的祖父阿里海涯随阿术等一路挥师猛进，共攻陷南宋五十八州，并以军功最终获封湖广行省右丞相。之后贯云石家族仕宦、定居江南。诗人余阙就是合淝定居的夏人后裔⑤。而庆元路有哈剌鲁人组成的守军，著名诗人廼贤就是哈剌鲁军人的子孙⑥。 以经商而南下是北方游牧民族尤其是西域色目南下风潮的另一大主流。许有壬曾直接指出说，那些南下的西域回回“擅水陆利，天下名城巨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⑦，马祖常家族就是这类情况的典型。马祖常的曾祖马月合乃以家财支持忽必烈的帝位之争，之后马家逐渐向江南地域开进。马祖常的父亲马润基本是在江南的腹心地域任职，马氏家族以此多居住于江南。类似马家情形的很多，还有大量北人以任职江南而家族南迁的。因江南中心地域江浙行省以“土地广、人民众、政务繁，而钱谷之数多”⑧，派任江南的高层蒙古和色目官员日益增多。像著名诗人萨都剌，本是答失蛮氏，举进士之后，萨都剌的仕途沉浮基本都是在江南地域进行⑨。而随着多民族文化的融合进程，越来越多的北人尤其是回回愿意居住江南。像阿鲁威，他在致仕之后便定居杭州；泰不华的父亲塔不台曾任台州录事，于是便安家、定居台州，等等。 江南书写在北方游牧族群中的兴起需要他们对南方农耕文化涵容内化后才可能开始。而北方游牧民族对南方农耕文化的学习是一个由表及里、逐步内化的过程。元世祖忽必烈能在1260年与阿里不哥的争帝之战中取得胜利并最终建立元王朝，统一南北各方，除了军事方面的优势外，更重要的是得到了从金朝过来的诸如刘秉忠等一大批儒生的辅佐。由此，忽必烈意识到儒学对于国家安邦治化的重要意义，所以他不仅让太子真金问学于姚枢、窦默、王恂等当时大儒，而且还栽培了不忽木、阿鲁浑萨里、撒里蛮、程钜夫、阎复等一批文士。忽必烈对儒学的态度最终导致了元仁宗朝的开科取士。而忽必烈令子侄问学习儒的行为，元朝科举考试以程朱理学为国是的做法，使许多北方贵族崇尚儒学，这对于元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是有相当积极的意义的。 正是在国家由武功走向文治的社会背景中，北人开始入乡随俗，舍弓马而事诗书。回回凯霖弟兄在仿效汉人成年取字习俗取字时，针对大量回回不肯改变自己习俗以免被摈弃于同类的态度解释自己的仿效汉人取名字行为说：“我兄弟读书学礼，无名字其可?名则不敢忘吾先，而字则从华可也”，凯霖认为： 予非敢变予俗而取摈于同类也，其戾于道者变焉。居是土也，服食是土也，是土之人与居也。予非乐于异吾俗，而求合于是也，居是而有见也，亦惟择其是者而从焉。自吾祖为使而入中国，委骨于是，若诗书礼乐，吾其可不从乎?俗之不同，理之顿异，吾其可从乎!⑩ 凯霖的话从句面来看是对“入乡随俗”这个词温雅的解释，而从更深的思想层面来看，是对忽必烈调整南北政策行为的深度解读与理解。忽必烈建立了南北一统的大元王朝之后，统治重心转移到了中原和南方，而要让中原与南方真正归服，巩固住一统的大元王朝，就必须尊重、遵守中原以及南方所奉信的诗书礼乐习俗，从而真正在中原和南方立足。凯霖以及相当一部分北方贵族意识到这一点，并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主动与汉人、南人交结，乐于被薰染、浸化。以马祖常家为例，马家从马月合乃开始，始为“衣冠之传”，子孙以读书为业(11)。马祖常之父马润家居仪征时期，“韦布踵门，降席倒屣，倾家治具，辍所得俸高下贤否以奉。而教其子，晷刻不肯置”，以此马祖常兄弟“益用儒自振”，在元王朝的首届科考中，马祖常“以尊国氏族为第二”，其弟马祖孝也同时中举(12)。像马家这种世代习儒且卓有成效的北方贵族还有许多，如不忽木、康里巙巙、康里回回父子，斡直、赡思父子，勗实戴、慕颜铁木父子，康里脱脱、铁木尔塔识、达识帖睦迩父子，阿鲁浑萨里、全岳柱父子，阿邻帖木儿、沙剌班父子，以及朵尔质班、阿荣、阔里吉思等等都是世代崇儒的北方贵族精英。 当西北子弟“以读书稽古为事”(13)之后，南方农耕文化对北方游牧族群潜移默化的、外在的影响力逐步转换成他们内在的、主动的、有意识的学习驱动力，正是这种内驱力，北人才终于开始对南方文化涵茹蓄养，使南方文化在自身气质中沉淀内化，最终表现出精致、文雅的生活方式、审美取向。著名回回薛昂夫作为西域贵族，定居江南后，执弟子礼于江南硕学耆儒，“事笔砚，读书属文，学为儒生，发而为诗、乐府”(14)，以诗人知名。有意思的是，他仅存的几首诗也是以江南为背景进行书写的，就如这首《送僧》： 游遍匡庐紫翠峰，片云吹影浙江东。昙花贝叶春三月，布袜青鞋山万重。禅性若灰终有味，机锋掣电本来空。问师此别知何处，笑指天边月正中。(15) 赵孟頫在为薛昂夫的诗集作序时，曾感慨地描述说，其风俗本是“服旃裘，食湩酪，居逐水草，驰骋猎射，饱肉勇决”，定居江南之后，却气质迥异祖辈，从薛昂夫这首诗来看的确是印证了赵孟頫“学问之可以变化气质”的说法(16)。赵孟頫由读薛昂夫诗得出的看法非常具有概括性，代表了整个元代北方游牧文化与南方农耕文化融合的总体趋向，这种融合为元代北人江南书写的盛行打下了坚定的基石。 南人北进风潮的涌起。元代多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中的江南书写还包含着江南士子们的倾情奉献，而江南士子的大量江南书写与整个元代南人北进风潮又密切相关。至元二十三年(1286)，程钜夫针对元廷任用江南人士的现状，上疏认为江南以“百余州之广袤，数百余年之涵养”，必有真正贤才为大元王朝出谋献策，而且南北风俗不一，如果朝廷只用北人而不用南人，便不能“谙悉各处利害”、“周知远人情伪”，朝廷必须公选“南方晓事耆旧及清望有风力人员”，“与北方官员同共讲论区画”(17)，从而使国家一趋于治。此疏一上，元世祖不仅准奏，而且拜程钜夫为嘉议大夫。至元二十三年(1286)四月，程钜夫拜集贤学士，奉诏下江南访贤。他的江南访贤之行请来了赵孟頫、张伯淳、何梦桂、方逢振等二十余人，这些人都被元世祖安以清要之职，尤其是赵孟頫，元世祖更是一见称之，以为神仙中人，授为尚书省草诏书者。南人北进风潮由此拉开序幕。 南人北进的热情与他们儒家思想中进用于世的理念密切相关。在元代的儒家思想看来，士只能在被用的情况下讨论自身意义之大小，仿佛日常之器物的品级一样：“上焉者不器，用可也，不用亦可也；次焉者器也，用则可，不用则废；下焉者器之未成，未成而用，而用适其事者鲜矣”(18)，这与当政者是谁、士被谁用关系并不大。尤其是当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南方士大夫阶层，被北方蛮族生生地冷落了十余年之后，这种急于货文艺于帝王的心态就更强烈了。基于这种心情，人们对程钜夫所开启的南北通融局面由衷地赞赏和欣慰，揭傒斯有诗写道： 广平先生谁比流，东风避律高无秋。金闺紫闼清切禁，绣衣玉节西南州。一乘轺车二十载，冻涉暑陟勤咨诹。前年谒告旴水上，放志已誓山林游。诏书相望九天下，耆旧起舞罢民讴。文章岂独擅豪翰，经纬政足参机谋。粤从议事起诸老，海内日望光殷周。明公卓绝复继入，得之必慰苍生忧。八月摐金下彭蠡，黄河泰华催行舟。山川似为今日好，风沙并失平生愁。蓟门嵯峨忽在眼，燕山杳渺频回顾。世皇受命继尧禹，大纲甚正目亦举。向来开国尽萧曹，只今半已成尘土。念公犹是先朝旧，洞识国体知民苦。涵濡养育非一日，礼义廉耻宁小补。蹇予抹杀百不成，束书南北东西行。心倾意许已五载，忽此远别能无情?芦花漫漫枫叶鸣，白日万里飞鸿声。愿公努力扶圣明，贱子饱饭歌升平。(19) 1311年正月武宗去世，作为皇太子的仁宗紧接着召集世祖朝谙知政务素有声望的老臣郝天挺、刘敏中、程钜夫等诣朝，同议庶务，八月间又授程钜夫为翰林学士承旨，这首诗即写于程钜夫北上之前。揭傒斯的诗毫不隐讳地赞美程钜夫在南北融合问题上的政治作为对于南方士林的振作意义，以及对程钜夫更多服务于南方士林的作为的期待。 程钜夫之后，南方士林开始大举北进。可以看到，元代文坛赫赫有名的南方大家们北进大都的时间如下：袁桷(1297年，31岁)、邓文原(1298年，40岁)、虞集(1301年，29岁)、范梈(1308年，36岁)、杨载(1310年，40岁)、揭傒斯(1312年，38岁)等等，这些优秀的南方士子基本都在儒家所谓的而立年纪，不远千里到达大都，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安徽宣城人贡奎北进大都的决心与行动。大德四年(1300)，三十一岁的贡奎，裹粮秣骑跟戴表元告别说：“平居读古传记，见才名气焰士，必快慕之。今纵不得如洛贾生、蜀司马长卿、吴陆士衡，即取印绶节传，为左右侍从言论之臣，尚当赋《两都》、《三大礼》，献《太平十二策》。遇则拱摩青霄，不遇则归耕白云，安能浮沉淟忍，为常流凡侪而已乎?”(20)贡奎的这番话以及裹粮秣骑的行动是北方游牧统治阶层对江南态度转暖、程钜夫江南访贤之后南方士人最具代表性的话语与行动，也是掀开整个元代南方文人大举进入北都的标志性言行。这批早期到达大都的优秀南人终于在大都立住脚跟，产生了他们自己的时代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南人北进的热情与动力在期于被用，而对南方文明一直深有隔阂和排斥心理的游牧统治者必将让他们的政治理想落空，使他们深深品尝京城不易居的苦涩与委屈，藉此，他们对江南故乡的怀想与书写也就油然而生。 最后，元文宗的个人偏好对于元代多民族文人江南书写风潮的涌起作用非小。 元代文艺创作的高潮与元文宗的关系不小，江南书写风潮的涌起更与他的欣赏和推动有关。元文宗从小就受儒学教育，喜欢研读文史之书。泰定时候，元文宗因流放，在金陵、荆州等江南腹心地域迁留三年。据虞集《飞龙亭记》记载，流放南方之际，江南的山水湖海、名都胜景，元文宗都足迹有所至焉(21)。由于元文宗的汉文化修养，他在金陵潜邸与南方文人非常亲近，而他所留下来的两篇汉文作品也都是以江南景物为中心创作的： 穿了氁衫便着鞭，一钩残月柳梢边。二三点露滴如雨，六七个星犹在天。犬吠竹篱人过语，鸡鸣茅店客惊眠。须臾捧出扶桑日，七十二峰都在前。(《自集庆路入正大统途中偶吟》) 对江南典型意象的描摹把捉，以及直接由眼前景道及江南景，既能想见作者对于江南风物的熟悉与深切眷念，也很能看出作者对景物描摹的功力以及颇类于南方文人的优柔气质。元文宗即位之后创建了元代中叶著名文化机构奎章阁学士院。在元文宗所开启的奎章阁时代，由于文宗对文艺的偏好，“当时济济夸多士，争进文章乞赐钱”(23)，文宗身边聚集着各族文人精英像虞集、马祖常、揭傒斯、宋本、李洞、康里巙巙、赵世延、忽都鲁都尔迷失、阿隣帖木儿、铁睦尔塔识、欧阳玄、苏天爵、许有壬、柯九思、杨瑀、王守诚、泰不华、阿荣、朵来、朵尔质班、沙剌班等，文艺活动非常兴盛。由柯九思凭藉画竹的才能得到元文宗宠睐以及文宗本人以江南为对象进行书写的背景来看，那些有着南北多民族文化背景的奎章阁文人之所以能够集结成群，并且在元代中叶产生持续的集团效应，江南书写作为同题集咏的对象之一起到了相当不小的作用。可以说，元文宗本人对江南的情愫也最终在元代中叶将文艺领域的“江南书写”推向高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