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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给世人留下过一个错觉：历史不断发生断裂，社会制度发生过颠覆性的变革，文化上的转型更是好走极端。然而从赫姆琳女士和我们的一番对话中，我深深地感受到：其实不然，俄罗斯人其实是非常尊重和善待历史的。赫姆琳女士捧给我们看的几件陈旧的小物品，就足以证明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里做出的那个判断：俄罗斯人是在承续历史中生活着的。这也正是这个民族值得学习的许多优良素质之一。 另一位作家和翻译家瓦尔德万·瓦尔扎别江，目前正在从事的一项工作是翻译《摩西五经》。瓦尔扎别江喜欢中国诗歌，尤其喜欢诗人李白。他给我们讲述了他的儿子学汉语的故事，以及他本人从事文学创作四十多年来的一些经历，以此说明他的一个观点：文学创作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即使时间在流逝，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发生各种改变，甚至社会制度也在不断变更，但是作家的独立思考精神和坚守理想的信念，却不能动摇。瓦尔扎别江用自己在当地政府部门申请某一个“批复”，虽历尽周折却锲而不舍的小故事，从侧面告诉了我们俄罗斯作家的一个生存现状：虽然什么都缺乏保障，需要靠自己去努力，但是，只要不放弃追求，一切也皆有可能。 娜塔莉娅·伊万诺娃女士是一位作家、评论家、剧作家，还是俄罗斯老牌杂志《旗》现任执行主编、“别尔金文学奖”的负责人。她还是帕斯捷尔纳克、蒲宁研究专家，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传记纪录片脚本，都是伊万诺娃撰写的。她写的帕斯捷尔纳克传记《生活的四季》，获得过“皇村艺术奖”。伊万诺娃给我们讲述了《旗》杂志在苏联解体之后的出版境况，以及目前在不依靠任何政府资助的境遇下，坚持独立运作和出版的情形。她说，在俄罗斯，文学中心主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文学作家和文学杂志的生存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所幸的是，相比过去的年代，无论是思想环境还是文学环境，都有了更多的自由和宽松，新一代的俄罗斯文学正在成长和壮大起来。她自豪地说，“阅读一下我们的《旗》，你们会感受到这一点。”伊万诺娃还告诉我说，读大学时她就很喜爱中国的《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她形容这些作品“如同侦探小说一样”引人入胜。她的女儿在莫斯科、柏林、耶鲁大学读过书，最后选择在中国长春的一所大学教书。她的女儿也是一位作家，写了一部以中国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她希望有一天能用中文在中国出版。她用女儿的经历，表达了对中俄文化交流与文化发展的期待。 俄罗斯人一直有着良好的阅读风气。在餐厅、咖啡馆、候机厅、地铁上，随处可见一些老年的俄罗斯人在埋头读着厚厚的书。高速公路边的加油站里，也有很多定价较低的平装本最新小说销售。而去图书馆读书，更是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之一。外国文学图书馆在图书借阅制度上，也依然沿袭着前苏联的做法：进入法定18岁年龄的公民，或者持有合法护照入境的外国人，都可以免费在这里办理一张借书证。国家为了提升国民素质、倡导国民阅读，已经立法规定：所有的城市行政区、大学、科研单位，都须建立面向公众开放的公共图书馆。这其中只有一个例外，莫斯科大学图书馆，一直没有对公众开放，也因此引起了莫斯科市民和全俄读者的不断的批评之声。 在外国文学图书馆里，我看到，每一间阅览室里，都坐满了安静的阅读者。图书馆走廊里，不时有抱着厚厚的精装本旧书的读者走过。这种情景使我想到曾经有过的一个说法：老一辈俄罗斯人，他们之所以强大、坚韧，无论在怎样的苦难面前都不会屈服，永不低下高贵的头颅，那是因为他们都是读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屠格涅夫、果戈理、谢德林、老托尔斯泰这些文学大师的作品成长起来的，而他们的书，是雪原上的篝火，是严冬里的太阳，是狂风中的橡树，照耀着和坚守在俄罗斯辽阔、苦难的大地上…… 这个美好的午后，在外国文学图书馆里，我似乎找到了那个曾经失去的、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光明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