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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的问题是，对于当下时代乡村小说写作中出现的如此一种“方志叙事”模式，我们应该作出怎样的理解与评价。换而言之，也就是，这种“方志叙事”在晚近一个时期的出现究竟具有怎样的一种意义和价值。很显然，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注意到一种咄咄逼人的“文化全球化”态势的出现。实际上，从上世纪末起始，伴随着所谓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就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直逼眼下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全球化”已经是当下时代最不容忽视的本质之一。尤其是在文学理论批评领域，“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十分流行的语词。 倘若说当下时代的确是一个文化“全球化”的时代，那么，“方志叙事”最根本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以一种形式层面上的本土化努力来构成对于“全球化”态势的积极对抗。在一篇文章中，我曾经对阎连科长篇小说《受活》中方言口语的运用做出过高度评价：“我们注意到，在《受活》中，方言口语还具备了别一种突出的结构功能，成为作家阎连科一种特别得心应手的结构手段。具体来说，就是阎连科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十分自然贴切地将方言口语穿插于自己充满乡土气息的叙述话语之中，然后又以注释的方式在‘絮言’部分牵引出另外一个故事来。这样，借助于方言口语的运用以及对于方言口语的解释，小说文本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虽然复杂但却又格外清晰的多重复合的叙事结构。这样一种异常巧妙的结构方式，与阎连科排斥公元纪年而只是刻意地使用天干与地支这样一种中国独有的纪年方式相结合的结果，便是一种作家所一贯致力的小说本土化艺术追求的自然实现。”需要注意的是，到了《炸裂志》中，阎连科的本土化艺术努力业已变得更加理性自觉，除了方言口语的继续使用之外，最突出地体现在地方志这种形式的原创性运用上。问题在于，既然此前已经有了这么许多“方志叙事”形态的小说存在，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说阎连科的《炸裂志》在这一方面具有原创性意义呢？原因就在于，阎连科第一次明确地以“地方志”这种形式来架构他的这部小说。有了这样一部小说存在，我们关于“方志叙事”的命名，会显得更加理直气壮。如前所言，既然文化“全球化”意味着强势的西方文化对于中华文化形成了现实的巨大威胁，那么，我们就应该以不同方式对之作出反抗性回应。惟其因为存在着这样一种直逼眼下的文化危机，所以中国作家如同“方志叙事”这样的一种本土化艺术努力，也只有在某种文化对抗的层面上方才应该得到充分的理解与肯定。 在谈到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时，一位名叫布莱德雷·温特顿的学者曾经说过：“故事的大部分素材来源于韩少功的亲身经历，这部佳作捍卫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同时向千篇一律的泛国际化趋势吹响了反抗的号角。”所谓“千篇一律的泛国际化趋势”，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全球化”。虽然只是在谈论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但在我看来，这样的一种看法其实完全可以移用来评价21世纪以来集中出现的这一批“方志叙事”小说。无论如何，这些“方志叙事”乡村小说对抗文化“全球化”的本土化努力，都不仅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而且更应该获得高度的肯定性评价。 (责任编辑：admin) |